摘要：《桃源梦》是新时期文学中出现较早的一部反面乌托邦小说。它完整展示了“天外天”以善为本的道德理想国由产生到崩溃的全过程, 着力表现一种将乌托邦的逻辑推到极致后所发生的逆转。这也正表现出其作为反面乌托邦小说的特质, 即对道德理想主义乌托邦的可取性、可行性的消解和质疑。现代建构主义的道德乌托邦的产生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道德崩溃、精神沦亡有关, 它是针对现代性的文化世俗化趋势而出现的一种反弹和超越, 其失败的根源则在于其矫枉过正的超人性的道德偏执。《桃源梦》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占据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其原因乃在于它深刻揭示了人们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中所遭遇的深刻的、内在的人性困境, 从而将对道德乌托邦的反思引向了深入。
关键词：道德乌托邦； 反面乌托邦； 人性困境； 文化寓言；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7BZW052) ；
莫应丰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桃源梦》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中较早出现的一部颇具代表性的反面乌托邦小说, 它完整展示了“天外天”以善为本的道德理想国由产生到崩溃的全过程。与传统乌托邦致力于营造一个避世的桃花源作为心灵的安栖之地不同, 它所关注的是桃花源式的乌托邦的历史实践过程及其所呈现出的问题, 着力表现一种将乌托邦的逻辑推到极致后所发生的逆转；这也正表现出其作为现代反乌托邦小说的特质, 即对道德理想主义乌托邦的可取性、可行性的消解和质疑, 对历史上出现过的乌托邦政治实践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乌托邦小说的出现与对当代中国出现的极左主义的道德乌托邦的反思和批判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的文化寓言性写作, 即通过对一个在与世隔绝之地建成的道德乌托邦王国兴衰历史的考古式的层层揭秘来表达其对于历史和人性的反乌托邦的思考。
小说发生的地点“天外天”, 此地位于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 自给自足、自成一体。这也符合乌托邦小说的一般要求, 也就是它具有一种遗世独立的空间的特异性, 这种具有相对封闭性的空间是乌托邦小说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它为展示另一种不同于现实的生存方式提供了可能。小说从“天外天”被外界发现开始写起：1978年在三省交界的大山区, 三位林学家遇到了一位热心的文学编辑, 极力怂恿他们到天外天这个神秘的高山绝地探险。他们一行四人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天外天, 惊讶地发现这儿有人类生活的痕迹。接着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活人, 这个怪人就是大劫难之后留下的最后一个“天外天”人三喊, 他在下山半个多月后, 经过治疗, 恢复到接近于正常状态。“应文学编辑之请, 他断断续续哼了一首很长的歌, 那是一个部落的史诗。他又讲了一些他自己的经历, 听来使人毛骨悚然。唱完讲完, 他就死了, 只留下关于一个奇特部落的不完整的传说, 在当地人口头上变着样儿流传” (1) 。这种倒叙的结构本身即已表明了叙述者的立场和态度, 即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乌托邦实验的失败, 它是一种不可行也不可取的虚幻梦想, 小说试图以一种考古学的方式还原这段特别的历史, 它以纪传体的方式写成, 是一种对历史写作模式的摹拟, 小说所写的天外天的生活本身虽具传奇、荒诞色彩, 但作家的创作态度却具有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一、善道的起源——逃离浊世、乱世的乌托邦冲动
《桃源梦》正文第1卷世纪之初讲述的是天外天善化之邦的起源, 第1卷第1节的题目便是“被逼上绝境的人们”, 说明他们是由于无法忍受现实世界的暴戾、不公而走上避世之路的, 其中的关键人物是龙居正, 他是天外天的灵魂人物、精神领袖, 后来成为天外人的“活祖宗”。龙居正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 是一个晚生儿。“他母亲声称, 她临产前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条长着鸡冠的巨蛇, 盘踞在她家门前的台阶下, 发出类似母鸡的叫声。据老年人说, 这个梦非同小可, 那随梦出生的孩子必将成为人主, 或登朝称帝, 或据地为王” (2) 。龙居正与古代圣人、帝王出生时大多都有异兆一样, 预示着他们来到人间是肩负着某种神秘使命的, 这类人物往往天赋异秉, 拥有一种天生的超凡魅力和才能, 他们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的“卡里斯马领袖” (Charismatic Leader) 一样, 具有一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神奇号召力。由此, 他也就具有了一种君师合一的身份, 一方面是世俗政治的绝对权威, 另一方面又是神的意志的传达者, 这种政治带有一种政治神学的性质。善化之邦的建立首先是出于一种避世的动机, 他们想在现实之外建成一个善化的乐土, 而他们对善的理解则带有先验性、主观性和理想化色彩。善来自于“仁”, 但在儒学传统中仁与礼是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说仁是由礼来实现的, 礼表现为一种“序上下、正人道”的习俗传统和日常行为规范。仁与礼的连接, 才能使人不至于在传统所给定的生活常规之外自我做始、别辟蹊径。而《桃源梦》中的善化理念则表现为将仁从现实世界中抽离而出, 使其独立自在, 成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仁, 然后以此来构造一切。正如康有为所说的, 这是一种由“最无欲”的“圣人, 纵其仁义之欲”的产物 (3) , 它彻底抛开了礼之于仁的依托性, 由“仁”推演出一切, 由此, 它就具有了一种唯理论的建构主义的道德乌托邦性质。这也就是道德乌托邦出现的根源, 它是一种跳出传统社会自生秩序之外, 单纯靠着抽象的、单一的道德理念来建造理想社会的努力。这种建造纯粹的道德理想国的尝试在古代也曾零星出现过, 典型的如东汉时的王莽, 但它真正大规模地出现则是在传统衰微后的现代, 特别是出现于处于旧的已去、新的未立的社会转型时的混乱时期。
龙居正的不凡首先表现为他天生的慈善性格, 他有晕血症, 不能见血, 见血就晕倒。老年人对此的解释是“这正好印证了这孩子不是凡人。大凡稳坐天下的皇帝, 都有一副爱民如子的慈善心肠。皇帝不能见血, 天下将出现长久太平” (4) 。龙居正五岁时父母就被他克死了, 他吃众人饭长大, 这也表明其慈善秉性具有一种超血缘的博爱特质, 这种超越血缘的博爱精神与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龙居正的道德理想国的基本理念更接近于墨家的兼爱伦理而非儒家的血亲伦理和祖先崇拜。也就是说, 他的善道理念与传统延续而来的伦理秩序是紧张对立的, 其善道是由理念、意愿推演而出的, 带有一种主观化的唯意志主义色彩。
龙居正的不凡从小就有所表现。他不吃肉, 和天地鬼神、世间万物都能默契沟通、合而为一。有人因此说他是个怪人, 他否定说：“其实不怪。只要你把天地间看透, 人就能由着自己行事, 上天入地都不难。人与牲畜, 人与鬼神, 中间有一层隔膜。你把牲畜、鬼神当人看, 这层隔膜就化掉了。天上地下, 阴间阳间, 过去和现在, 都是能够打通的。” (1) 对于他这些玄妙的道理, 乡民很少有人能够理解,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他与众不同。因此乡民普遍认为：“兴许老年人的话不错, 他将来是有大出息的。不是帝王将相, 也将是一方霸主。或者坐地升天, 统帅七十二路尊神。” (2) 龙居正对《三字经》有独到体会, 他认为：《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 性本善”, 就意味着立国之本, 所以“龙居正十八岁那年就预言未来的天下将大行善道, 回复人性之初。有人问他是什么道理, 他说, 如今世道之所以弃善扬恶, 乃天不时, 地不利, 人不和。有朝一日, 天时地利人和俱备, 善道当自然是畅行无阻的” (3) 。这种有志于道德乌托邦创立的创世者形象与通常“恂恂如也”、克己复礼、“汲汲鲁中叟, 弥缝使其淳” (陶潜句) 持道德现实主义态度的传统儒家形象显然是不同的, 他的善道理念更接近于一种基督教式的千年王国理想, 其特点在于与现实世界的断然决裂, 彻底否定既有的一切, 将其视为是恶魔统治的黑暗时代, 而其所担负的则是一种黑暗终结者的使命, 他们将要建立起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全然光明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出现依赖于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契机, 而这个契机在乱世大一统王朝统治松弛之时更有可能出现, 天外天这个与世隔绝之地的存在也为这种理想国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地域条件。接着就是人和的条件了。
龙居正的家乡是一个山高皇帝远且土匪横行的世界,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横行的野蛮世界, 这个世界与龙居正的期待相距甚远。龙居正迫于土匪牛步天的恐吓, 不得不入伙, 在里面充当一个送信跑腿的角色。后来因为实在无法忍受牛步天的残暴肆虐, 和一帮无路可走的乡民逼上梁山, 逃到了与世隔绝的天外天。但土匪又追踪而至, 他们不得不开了杀戒, 将前来侵犯的土匪用石头砸了回去, 在此过程中, 他们也误杀了被土匪当作人质的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后来被天外天人奉为“大善童子”, 成为他们信奉的天神。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宣扬善道必须经神道设教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医治他们因误伤无辜而受到重创的良心。龙居正自称接到了天书, 命令乡民找两块石头把大善童子的像雕刻出来, 并告诉乡民：“大善童子是我们的主, 我们都是他的奴才……没有大善童子, 就没有我们；忘记大善童子, 就要遭大劫大难。” (4) 这也是龙居正教化部族成员的重要方式, 也就是通过巫祝仪式、鬼神祸福之说, 来促人向善。
在山上初步安定下来的乡民要建成一个善道之邦仍然要经历一个克服个人贪欲的过程。乡民在开荒种地时, 就爆发了圈地之争, 直至刀棒相见, 龙居正为了调解纠纷, 胳膊被一个乡民的柴刀砍断。他有意以此警戒乡民, 故意拒绝治疗, 因此成为独臂之人, 他对妻子说：“用不着哭, 我这条手臂是注定了要断的。只有这样, 天外天才能行善道。行了善道, 独臂会比双臂好。” (5) 他妻子要去把药神爷找来给他上药, 他不让, 还哀求道：“你成全我的好事吧!接好了断臂, 我要恨你。”妻子不懂, 问他是什么道理。他只说：“日后你会懂的, 现在不要问。我今天跟你讲的话, 你也千万不要对人说。” (1) 就这样他以一条断臂换来了天外天的和睦。龙居正为了进一步教化乡民, 又编制了意思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的神秘预言《童子经》, 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善道的影响力, 使善道从一种人为的伦理规范上升到天的意志——神秘的天理。
二、善道之邦中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格类型
小说第2卷奇人列传集中表现的便是这种善道之邦中的人生存状态和人格类型：第一个奇人是“好人三喊”, “好人”是山外人对他的称呼, 他出外砍柴失足掉下悬崖, 流落于山外, 成为山外人眼中的一个怪人, 他为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被处死流泪, 认定坏人也不能杀, “猴子偷苞谷也不能想杀就杀呀” (2) 。拒绝分辨敌我, 对人一视同仁, 这成为天外天不同于外部世界的一大特征。他乐于助人, 老实忠厚, 也正因为这样, 使他被一些人认为软弱可欺, 但也正因为他的善良, 也赢得了山外姑娘珍珠的爱情。他同情被吊打的地主, 拒绝接受分给他的土地, 最后带着恋人又回到了天外天。三喊是天外天唯一去过外界而又返回的年轻人, 他又带回了一个来自山外的妻子, 所以他在小说中担负着一个重要角色, 成为沟通山里和山外两个不同世界的交汇点。相对于山外人, 他是一个敌我不分的糊涂“好人”；相对于山里人他则因为带回来一个吃肉的妻子而成为异端。小说最后只有他活了下来向世人讲述天外天的劫难, 与他这种身份、处境、经历的独特性有关。
真正被天外天树为道德楷模的是栀妹善人, 她的善举是找盐和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小牛崽。龙居正这时已成为天外天人的活祖宗, 他激赏栀妹的善举, 封她为“善人”, 让她当众脱掉上衣为小牛喂奶, 并作了这样的即兴演说：“善不善, 一双眼, 为善不光是对人, 世间万物都要用善眼来看。善眼看人, 人变善；善眼看土, 土成金。善眼看恶人, 恶人心有愧；善眼看自己, 自己总心虚。善眼看牲畜, 牲畜成儿女；善眼看私物, 私物愿归公。善眼看病弱, 病弱如手足；善眼看强人, 强人矮一分。善眼看功德, 功德不为大；善眼看罪孽, 罪孽有可原。善眼看忤逆, 忤逆能回转；善眼看善人, 善人人上人。” (3) 由此这种善, 就超越了人间, 被提升到天地万物一体之善, 具有了一种与万物共在的属性, 并形成了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文化。这种伦理本位存在着一种将人纯然神化的指向, 即以神性完全取代人性, 从而挤压乃至取消了人性存在的空间。受到褒奖后的栀妹从此就成为了和活祖宗一样吃百家饭、为百家做事的“公务员”, 专门负责教大家学经, 担负把善道一代代传递下去的重任。与外部世界主要靠世俗权力和法制来解决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方式不同, 它属于一种“靠念珠来统治”的精神统治, 靠每个人约束自己的私欲, 完全为对方着想, 来一劳永逸地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也就成为了一个以神性来克服人性的过程。其后的一女二男合传, 就显得更为悖逆人性, 一女即早啼, 二男即她的结发丈夫狗贱公子和后来成为她情人的石匠阿通。狗贱公子是一个侏儒, 形貌丑陋、身体畸形但却受到天外天人特别的关爱, 要什么给什么, 是全族人的宠儿, 而这一切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的畸形、残缺令人同情。小说中写到：“无论他走到哪家, 都拿最好的东西给他吃；无论他看中了哪个孩子的衣服, 那件衣服就立刻归他了；无论他要哪个孩子给他当马骑, 那孩子就心甘情愿地趴在地下；无论他与谁发生争吵或打架, 受到责备的总是别人, 而不会是他。” (1) 他要结婚的时候, 看上了长得很美丽的少女早啼, 就向栀妹善人提出来要和早啼结婚。“天外天没有强迫的婚姻”, 这桩婚事并无什么阻碍, 早啼“从小就羡慕着狗贱, 因为狗贱比谁都光彩和幸运。狗贱两岁时, 就已经见过活祖宗了。他母亲有权利抱着他到活祖宗那里接受抚爱, 而别人是没有这种权利的” (2) 。正像栀妹善人在提亲时给早啼所讲的：“狗贱是全部族人的公子, 你就是全部族人的公媳。公媳可好啊, 大家都会来心疼你, 就象心疼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你还记得从前那个呵呵奶奶吗?呵呵奶奶的丈夫是个白痴, 很早就死了。呵呵奶奶嫁给他可享尽了福呢!家家都供养她, 人人都尊敬她。” (3) 这活脱脱地揭示出天外天价值取向的特异的逆情悖理之处, 也就是一个人不是靠着他自己的才能、品行、个人努力而获得其社会地位, 仅靠其先天残疾就得到了他人所得不到的特权, 这种价值取向显然会造成新的不公。在这样一种特异的价值取向、群体氛围影响下, 早啼自然觉得能嫁给狗贱公子是一种幸事。然而狗贱公子婚后的性骚扰、性虐待而又缺乏真正的性能力, “不能人道”, 给早啼带来了极大的苦恼, 她找到栀妹善人倾诉她的不幸, 栀妹善人是这样开导她的：“孩子, 做个女人就是这样, 只能随着男人来。我们女人本来就不能指望从男人身上得到什么开心, 想得到开心是危险的。你不如把自己当作一块木头, 任你男人去摆弄吧, 他能摆弄出个什么来, 你随他好了。人最要紧的是为别人着想, 不能为了自己。” (4) 早啼经过这样的开导, 心安了许多。但她毕竟是人, 终于在遇到了石匠阿通时萌生出强烈的性的欲望, 和阿通不顾死活的私通了。事情闹开之后, 活祖宗对这样的事也两面为难, 要惩罚早啼, 又觉着早啼可怜：“这个可怜的孩子!别人能得到的, 她得不到。我们大意了, 没有替她想想。大善童子会责怪我们呀!” (5) 要惩罚阿通吧, 阿通又要拼个鱼死网破, 先破戒宰了只猫吃了, 又说要把狗贱公子杀了, 好让早啼可以再嫁别人。面对如此两难局面, 活祖宗也只好听之任之, 装聋作哑。此事发生之后, 天外天通奸的事明显增多, 搞了几十年的善化开始衰败。栀妹善人也感叹：“看起来, 我这个善人也难当下去了, 七拉八扯, 心都撕碎啦!唉——!” (6) 人性是神性和动物性的综合体, 只要神性不要动物性, 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而只有动物性, 弃绝神性, 也会使人不成其为人。善道乌托邦向人性开战, 力图用神性来取代、重造人性, 显然会造成种种人性的悲剧。
第三个奇人浪子瓜青显然是天外天的另类, 一个生下来带着恶根的离经叛道者。“浪子瓜青生下来就与众不同, 他的屁股上有一块手掌印, 连五个指头的痕迹都清清楚楚” (7) 。活祖宗对此的解释是：“这个孩子本来是不愿意生到天外天来的, 他害怕接受善化, 是大善童子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他才冷不防跌到这里来。活祖宗说, 要好好注意着这个孩子, 他心里有恶根, 不能让它长出芽来, 要不, 将来就不好收拾了。” (8) 果然如此, 浪子瓜青从小就表现出他的叛逆性, 他把大善童子的神像说成是石头, 朝上面撒尿。还虐待老鼠, 吃老鼠肉等等。后来还做了假神像哄骗人去朝拜, 冒充疯寡妇的丈夫与之同居等等。这样他自然被天外天人孤立起来, 没人愿与他交往。活祖宗也拿他没有办法, 反被他给气病了, 最后村民激于义愤, 要找他算账, 但依照天外天善化的原则, 对于任何不善的人, 一不许打, 二不许骂, 更不能把他杀死, 只能劝导。于是头生想出来一个行劝善礼的方式, 即大家轮流昼夜不停对他进行说服教育, 最后终于搞得他精神彻底崩溃, 自己撞墙而死, 这可谓之现代“以理杀人”的再现。天外天这样的劝导方式比打骂甚至还要残酷, 它是一种精神性的虐杀。在天外天这样的独尊善道的价值一元论的地方, 根本没有为异己留下任何生存的空间, 所以浪子瓜青这样的不适者、反对派、局外人、异教徒最后只能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另一个天外天的奇人是头生善人, 他的特点在于他是一个善道之邦中的务实者和变通者, 他追求的是解决问题的成效, 而非原教旨主义的忠诚, 他善于处理单靠善道解决不了的棘手的、具体的难题, 具有变通行事的才能。在人猴之战中, 他挺身而出, 用火攻成功地打败了猴子, 将它们赶下了山崖, 但此役也造成了猴尸遍野的结果。因此在活祖宗看来, 此事也只是功过参半, 没有给他什么奖赏, 这使他有些灰心失望, 成了隐士, 对公事不再那么热心。头生的处境正是这种智慧才能型的人物在道德偏执型的社会通常陷入的命运, 善是第一位的, 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智慧才能是从属于善的, 不能喧宾夺主。但在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还是需头生出面应对。像处理牛人麻杆这样的事件。牛人麻杆是天外天的另一个奇人, 小说中这样写到“：这是一个智力既低下又有野心的人。他长的模样是头大身躯小, 十几岁就成了驼背。那狭窄的胸廓, 瘦如干柴的手臂, 象是一个稻草人。” (1) 麻秆对于善道是忠诚之至的, 但他也似乎陷入为善而善的怪圈, 越过了善行应有的界限, 靠奇行、怪招、惊人之举来耸人视听。如他还小的时候, 看到别家的孩子患天花, 关在屋里, 防止扩散, 他走进屋去, 对那孩子说“：你太苦了, 分点给我吧!” (2) 他于是染上了天花, 后来留下一脸麻子。这种毫无意义的善行到了伤害自己生命的程度, 显然已经异化变质, 而且带有了利用善行来谋取名利的功利色彩。他长到二十一岁还没有结婚, 不是大家不关心他, 是他自己谦让, 他总是说“：部族里男的多, 女的少, 总要有人打单身, 就让我来打单身好了。” (3) 参加栀妹善人的受封典礼, 对他触动极大, 从此成为栀妹善人这样为大家尊崇的善人成为他人生的目标。但是他回顾自己的过去“, 觉得所行善事已经不少了, 而且都是一些苦善, 比栀妹善人的献盐还要难得一些, 却为什么没有引起活祖宗和大家的重视呢?看来还必须有更大的惊人之举” (4) 。这种以求善来博名利的思想, 显然会使他误入歧途。就在这时, 他养的牛犊已长大, 但没有公牛可以配对, 母牛发情, 焦躁不安, 使他非常心疼“。他想, 怎么我不是一条牛呢?我要是一条公牛多好!又想起, 牛得不到配种, 它死了以后, 天外天就再也没有牛啦!那是多么不幸的事情!想着想着, 他抱着牛脖子哭起来。忽然想起从前栀妹善人喂奶的事。它是吃人奶长大的, 身上有一半人气。怪不得它跟人是那样友好和亲近哩!是的, 它是一个人牛。既然人可以给它喂奶, 为什么人不可以做它的丈夫呢?或许它还能怀孕, 生下第二代来。想到这里, 麻秆觉得心中豁然开朗, 决心做一回惊天动地的大善事。这件事比栀妹善人给牛喂奶还要了不起呀!多好的机会!他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和准备, 便把这件庄严的大事完成。事后, 他觉得轻松愉快, 得意扬扬”, 但大家发现之后“, 人人都咂舌指骂‘：这个畜牲!这个畜牲!’而麻秆自己却很坦然, 他对于被人撞见, 非但不认为是坏事, 还以为是运气来了” (5) 。
麻杆的这种行为在道德偏执的社会并不罕见, 象“割骨疗亲”、“未嫁殉夫”一类的事在古代层出不穷, 跟朝廷表彰鼓励这种道德畸形密不可分, 有人不惜为名利损害、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 这显然已背离了善行的本意。而且, 善行不但应有底线还应该有上限, 麻杆超出了这个上限, 变得“人畜不分”、逆情悖理, 所以大家认为他是伤风败俗。但他针对栀妹善人的责难, 反问道：“那你当年给牛喂奶呢?”也让栀妹善人无法应对。最后还是靠头生想出个以怪制怪的招术, 将错就错地封了他一个牛人麻杆的封号, 与牛享受同等待遇, 实际上是将他贬入畜类。据头生讲：“这样做的好处是：一, 我们没有说他的善行不对, 而且还给了他封号和特别待遇；二, 他的生活实在是不值得羡慕, 相反, 会使人望而生畏, 这就起到了惩戒的作用, 谁也不会学他的样子。如果他认为封他为牛人是对他的侮辱, 那他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经不起一驳。” (1) 对麻杆的这种处理方式显然只是权宜之计, 它暴露了天外天的善道意识形态自身的矛盾和内在的裂痕, 表明其制度自身存在着无可化解的危机。
三、善道之邦的崩解及其所带来的启示
小说第3卷绝域悲歌写的是天外天这一善道之邦最后的崩解, 先是三喊带着山外人珍珠回到天外天, 可珍珠忍受不了天外天的素食生活, 偷偷吃石梆肉解馋, 被大家发现, 引起公愤, 后来她靠着脱光衣服、挨家挨户求情, 才得到大家的谅解和接纳。大家虽然明着表现出对山外人的生活方式的不齿, 但又喜欢向她打听天外天之外世界的情形, 对外部世界开始产生好奇, 由此一个完全封闭性的环境开始出现了漏洞。最后给天外天带来巨大灾难的直接原因是牛人麻杆的母牛疯了, 到处顶人, 把天外天变成了坟墓。乡民为了自救, 只好开了杀戒, 亲手杀死了疯牛, 有人又把杀死的牛的肉煮来吃了, 由此形成了吃牛肉的狂潮。只有少数人抵挡得住喷香的牛肉的诱惑, 他们警告孩子：“不要去学坏样子!今天吃牛肉, 明天当土匪, 吃人肉。这样的事, 看了都有罪。” (2) 他们依旧拿起早已啃腻了的红薯, 维持着对信仰的忠贞。但这种人已明显减少。杀牛之后, 接着出现的就是杀人。发疯了的牛人麻杆杀死了栀妹善人, 还把她的头割下来, 挑在梭标上, 在大路上游行。短短几天, 牛杀人、人杀牛、人杀人全都足足表演了一番。素食者和荤食者分裂成了两大阵营, 展开了内战, 素食者把罪恶的根源归诸山外来的珍珠, 逼迫牛人麻杆害死了珍珠, 而珍珠的丈夫三喊为妻报仇, 杀死了麻杆和头生善人……一场混战之后, 天外天只剩下了三喊和一个疯寡妇, 三喊一走近疯寡妇, 她就要逃, 因为她害怕三喊手上拿的竹梭标, 而这件杀人武器正是他陷入绝对孤独的根源。最后疯寡妇也因为逃避三喊掉进悬崖摔死了。和三喊做伴的只剩下了猴子, 他到山顶去寻找活祖宗, 活祖宗也早已经因为没人送饭饿死了。整个天外天最后就剩下了三喊一个人, 陪伴他的是他妻子的白骨。小说是以三喊的梦结束的, 在梦里：
天外天所有死去的人都在那里和睦相处, 连大声说话的时候都不曾有过。人们经常洗澡, 身上散发着香气。那里有一座盐山, 挖之不尽, 取之不竭；那里有各种甜蜜的水果, 抬手便可以摘来；那里有吃不完的米饭, 灶里总是烧着火, 锅里总是香喷喷的；那里的人们都吃肉, 但肉是从地里长出来, 不是屠杀牲畜得来的；那里的房子, 有一条长廊连结着, 无论在哪里都象是在自己的家；那里的人永远不老, 也从来不生病；那里的孩子不争食；那里的姑娘爱着每一个男人…… (3) 这个让三喊沉湎其中不愿醒来的梦境实则是内在于人性之中的由来已久的道德期盼和自我完善的希望和梦想, 它并不会因为天外天的善道实验的惨败而从此消绝, 但它也永远不会在人间真正地实现, 因为实现之日也就是它的崩溃之时。它存在的价值在于使人意识到现实和人自身的弊端和局限, 从而激发起人不断地改良世界、改进自身的行动和愿望。由此乌托邦的意义就在于其“永不在场”, 一旦实现, 也就意味着它的消亡, 人就只能屈从于现实, 失去超越现实的可能。人是理性和非理性、超越性和世俗性的综合体, 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 才能构成完整的人。单纯地强化人的理性、超越性, 就会导致人性自身的异化和扭曲, 反之亦然。正是因为人性具有这样的内在的相互矛盾性, 所以人只能生活在理想与现实抗衡的中间地带, 想一劳永逸地终结矛盾、走向至善、追求圆满, 往往是适得其反, 想建天堂, 却成地狱。依靠扭曲人性建成的理想国最终会遇到来自人性自身的反弹而趋于瓦解, 这是人们从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理想主义的社会改造中应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桃源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它代表着以人道主义为主潮的新时期文学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和批判。“文革”是新时期文学写作最重要的潜在背景, 对其的反思和批判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主题, 不管是文革题材还是非文革题材文学都逃不脱这一巨大的或明或潜的时代命题。但人们对“文革”和极左思潮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分阶段且多元化的, 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主题也就是反思文革产生的根源及如何彻底的避免文革重演。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界迈出的第一步是从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开始的, 也就是说, 其将文革产生的根源归之于封建社会思想意识的流毒, 如个人崇拜、奴才意识、道德本位、禁欲主义等, 因此“反封建”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第一个浪潮。这个浪潮经过其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 在80年代中后期, 进一步走向“文化热”, 以个人、感性、欲望颠覆道德人性论, 掀起了进一步的反思否定传统文化、拥抱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个性解放文化的高潮, 莫应丰的《桃源梦》正是这样一部上承“反封建”、下启“文化热”之作, 它是新时期文学中一部具有罕见的思想深度和独创性作品, 但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从社会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看, 这种出现于新时期的反传统、反压抑诉求表现为由理想主义的禁欲文化向世俗化的、肯定人的自然属性、本能欲望的人本主义文化的转型, 既往那种人神化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开始被一种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竞争性的、求利致富的世俗化需求取代, 既往被视为是“恶”的因素、力量开始被脱罪、正名, 并被视为是推动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动力。这种对于传统价值和僵化意识形态的颠覆担负着为社会全方位转型开路的功能, 但这种思潮本身也带有以极端性对抗极端性的色彩。具体到《桃源梦》中的道德乌托邦, 有的论者即持一种极端化的态度来为“恶”张目, 说小说中的“性善论者实质上是作恶者”, 因为他们是在以善吃人。在他们眼中“浪子瓜青是真正的圣人, 他不能见容于以善为本的‘善化之邦’, 证明了性善论是扼杀人类进步的桎梏” (博客：老榆树的日志《读莫应丰的<桃源梦>有感》) 。这种观点显然对道德乌托邦的由来缺乏一种了解之同情, 矫枉过正地走向了另一种源于自然人性论的乌托邦, 即认为只要解放了人的本能、欲望, 消解了一切对人性的规范和束缚, 人就自然会把任何一个地方变得更为美好、自由、繁荣、幸福, 这显然是另一种一厢情愿、违背常识、叶公好龙的幻想。现代社会同样离不开人的善性和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 只不过不需要那种自立为神、强人为善的人神主义的强制而已, 以外在的强力来改造人性, 强不公以为公、不平以为平, 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和不平。马克思·舍勒认为, 人的存在不是为了生物学的目的而存在的, 而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世界而存在的；人既是生物或生命的存在, 又是精神的存在, 所以人是居于上帝和动物之间的存在者。“神和动物不会害羞。但是人必须害羞——并非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 也不是因为他主要‘面对’此者或彼者, 而是因为他作为这种处于持续运动之中的过渡本身” (1) 。这种对于人居于神兽之间的中间性的定位可以使人在人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不是以追求至高的善为目标而是以避免最大的恶为目的的更为人性化的现实主义的道德秩序。《桃源梦》式的现代道德乌托邦的产生与世俗主义现代性推动下的道德瓦解、精神沦亡有关, 它是针对现代性的文化世俗化趋势而出现的一种反弹和超越, 其失败的根源则在于其矫枉过正的超人性的、他律论的道德偏执。所以对“大跃进”、“文革”这类极左主义政治道德乌托邦的认识不仅要看到某种传统遗留的影响, 还应将其放在现代性和反现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认识, 才能对其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对极左政治所推动的道德乌托邦的反思是反乌托邦小说兴起的动因, 中国当代较早的反乌托邦小说可追溯到徐訏在1966年香港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悲惨的世界》, 莫应丰的《桃源梦》则是内地较早出现的反乌托邦小说, 其后还有白桦的《远方有个女儿国》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以及阎连科的《受活》等, 其共同特点在于其都是以反思20世纪中国人扭曲的精神世界为主旨的文化寓言式写作。《桃源梦》在其中占据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其原因在于它深刻揭示了人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中所遭遇的深刻的、内在的人性困境, 将对“文革”这类政治灾难的反思引向了深入。
登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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