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广州，我常常会想起一个朋友：莫应丰。
我同莫应丰的交情，其实与广州无关，我们的友谊是在长沙结下的。但莫应丰人生中一段重要时期在广州度过。他在广州空军部队文工团当过几年编剧。他同妻子的姻缘，也是在广州定下的。他对广州，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也有锥心心的刺痛。他在部队几年，仅仅创作出了一部大型话剧，发表在《广西文学】上，才情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乱了一阵，他就专业回了湖南。
初识真应丰，是1971年初冬，那时候他是《长沙文艺》编辑部的负责人，我是工人业余作者。那天他穿了件草黄色军呢大衣，下巴刮得铮亮，面色红润，双眼有光，一开口，声音宏亮，底气很足，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但当他用宽厚的大手用力握住我的手的时候，当他抿嘴而笑双眼定定地看着我的时候，使我觉得，这个人是率真的，是诚挚可交的。
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明友。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聊天，地方却是不固定的。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在会议室，有几次还是在桔子洲头的凉亭里和岳麓山的爱晚亭。我们也常常去他的家里。他的家跟那个年代所有老百姓的家一样，逼仄，简单，凌乱。他家里的家具，大多是自己做的。转业到长沙的那年，他闲得无聊，就无师自通地学起了木匠活。他给自己做了一张床，一张饭桌，四张木凳，一个洗脸架，一个书桌。书桌上摆了四扇小小的屏风，上面抄录了毛泽东主席的几首诗问，也是他的作品。一个在文学艺术上天分很高的才子，这种粗话也能一学就通，做得像模像样，不能不让人称奇。
在莫应丰家里，丝毫不会感到拘谨。你可以随便坐。坐累了，到床上去靠一靠，也可以。到吃饭时间了，他会去亲自下厨，做一样两样小菜出来。菜，大多是瓜蔬菜青菜，但做得清清爽爽，咸淡适宜，十分可口。
莫应丰喜欢聊天，喜欢和比他年轻得多的朋友们混。莫应丰聊天的时候，要抽烟，要喝浓茶。如果再有一瓶酒助谈兴，则更佳。聊天的内容，当然是漫无边际，无所不包的。但有两个话题常常会在聊天时聊到：一是文学，二是政治。常常是，朋友们散散乱乱地坐着，莫应丰抽一支烟插到嘴里，嗤一声划着火装，点燃烟，深深地吸一口，摘下烟来夹在烟上，揭开茶杯盖喝一口茶，然后就开始谈他的小说构思了。有时多喝了两杯酒，酡红着险，会猛然冒出一句：那个祸国殃民的女人……我们当然都明白，他骂的是江青。在七十年代初，不少人对江青一伙的作为都有了看法，但敢于说出口的还是不多。我们听了，暗暗咋舌。
年轻的明友们鼓动莫应丰去坐公共汽车，打一回溜票。莫应丰想像着这种冒险有一定的刺激性，答应了。于是，一伙人从新开铺的起点站上了车。莫应丰夹在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工人中间，忽然紧张起来，伸手想去口袋里掏钱买票。但他的手被一只年轻的手和一张年轻的鬼脸挡住了。车到南门口，车门一开，售票员叫着：看票看票！年轻的朋友们团团裹住莫应丰，发一声喊，一涌下了车。莫应丰站在马路边，看着远去的公共汽车，大约也感受到了某种快意和新鲜感，忽然仰脸，哈——地大笑一声。
但莫应丰后来再没有过坐车打溜票的事情。很多事情，经历过一次，就够了。他仍然姿势很不雅地骑着那部十分陈旧的自行车，压过长长的马路，去找朋友聊天。
莫应丰也到厂里看过我一回：那时候我所工作的长沙卷烟厂已经搬到了郊区的树木岭，途中要爬一道很长的坡，他骑着自行车，吭嗤吭嗤地就来了。那天我把用粮票换来的一斤鸡蛋都煎了，打来半斤散装粮酒，招待老师。七十年代的工厂学徒，月薪十八块钱，招待客人也只能这个样子了。我带着莫应丰，看了车间，看了锅炉房，看了烟叶仓库，看了灯光球场，还看了防空洞。他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充满了兴趣。他在我的宿舍里看到一根长烟（长烟是卷烟厂的一个口语。卷烟机出现刀片故障，烟卷来不及切断就飞突出来，成了一长条。长可几米、十几米)，拿回去慢慢抽吧。他说：可以拿么？我说：当然不可以。捆在腰带上，偷偷就带出去了，我帮他把长烟在腰上缠两圈，掖好。他直着腰，前走两步，后走两步。最后停下来，摇摇头说：不行！我还是不能做这种事。
日子在庸碌和琐碎中慢慢滑走，一部大构思却已经在莫应丰心中成型。1976年初春，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他准备躲到浏阳县的文家市去写长篇小说《将军梦》（后来出版时改名《将军吟》)。我听了心里一紧。在以前的聊天中，片片断断听他谈过一些情节，知道这是一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稿子。我当然明白这次写作的分量。我談淡地同了句：“都想好了？”——“都想好了！我一定要写出来！” 我知道他家里的经济非常拮据，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说生活都安排好了，只是写作的时候抽烟会很厉害。我说：这个好办。以后我的次品烟计划，都留着给你。他哈地笑起来，说：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此后的几个月，我把厂里给每个职工作为福利供应的次品烟计划都留下来，买好了放着。有时候也“顺手”从卷烟车间检回一条两条长烟，躲在宿舍里剪断成一根一根香烟，拿个纸盒子装好，到莫应丰约定回长沙的时侯，一起偷偷带给他。后来我才知道，莫应丰在山上写作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每个月只有十五块钱的生活费，公社食堂的伙食清淡而简单。一位朋友怕他营养太差，每个月用粮票换三斤鸡蛋给带过去，嘱他每天早晨煮个鸡蛋吃。就这样，生性最喜欢热闹的莫应丰孤身躲在文家市公杜院子的小楼上，吃着低劣的伙食，抽着次品烟，每天一个鸡蛋，凭着一种信念，三个多月就写出了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将军吟》。稿成，他乘兴又写下一首诗：“含辛茹苦愤无私，百万雄兵纸上驰。泪雨濯清千里目，将军一梦醒其时。”
回到长沙，他跟朋友们说：我现在可以死了！他将小说原稿藏在家里阁楼上。不久，风声越来越紧，他又偷偷转移到朋友家里藏起来。他跟我说：搞得不好我就会被抓去坐牢哩！我觉得事情是很严重，但不希望我们聊天的话题太沉重，我说：你坐牢了，我把次品烟给你送到牢里去！他说：好！到了牢里，有烟抽我就不怕了！
莫应丰命大，平平安安地熬过来了。四年后，《将军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旋又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莫应丰走红起来，创作力越发地旺盛。短篇，中篇，长篇，接连不断地发表出来。莫应丰是个不会掩饰自己的人，他觉得有了欢乐，就要表现，要挥发：他给自己买了双脚跟很厚的皮鞋。他曾经受过军训的腰板挺得更直了。常常说着说着，他就会唱上几句（他本是学声乐的）。
不久，莫应丰当官了，坐上了潮南文艺界领导者的位置，他没有走任何门子，凭的是他的声望，他的才艺，他的人品。听到他当官了的消息，朋友们都为他高兴，但也担心：会不会我们的世界从此就少了一个朋友？
我想：以后是要远离他一点了。
我们的担心多余了。莫应丰到职后，第一件事是把明友门叫到一起。郑重再托大家同件事：第一，他如果腐败了僵化了，尽可以指着鼻子骂；第二，以后朋友聚会，一定不要忘记叫上他。
莫应丰说到做到。他还很坚持了一阵骑自行车上下赶，使坚决不要单位给他分房子。出差都是自己订票。朋友们每有聚会，他无论多忙，多远，很快就赶到了。
我们还是常常在叶蔚林家里聚会（原围之一是他家房子宽敞，原因之二是他太太做得一平好菜）。我们还是散散乱乱地坐奢，海阔天空地聊。聊到半夜一点了，莫应丰一看手表，咦，该回家了，毛妹子等我哩。毛妹子是他太太，他常说他不回去，毛妹子就睡不着。我们当然不会放他走。我们说：还刚开始哩，不能走！又过一阵：啊，三点了，明天还要开党组会哩！我们把在门边，说：都还设尽兴哩，党组会哪里有小组会有味道！不知不觉，天就亮了，莫应丰才真着起急来。他怕毛妹子生怒。我们说：我们给你写证明。于是找纸，由我操刀，写道：兹证明莫应丰同我们聊了一夜天。然后按年龄大小签名：叶蔚林，孙建忠，聂鑫森，叶之镇、张新奇，韩少功……签过名，我又找出一瓶红药水，让每个人再盖上手指印，莫应丰把证明拿过去，左看一眼，右看一眼，然后说：干脆，我也签个名！
叶蔚林的胖儿子早起上学，看到叔叔伯伯们一脸倦容，撒一地烟蒂，悲愤地大叫一声：这就是文化名人啊！
我们还是察觉到莫应丰身上的细微变化，他的腰带、皮鞋、衬衣，都换了名牌。他偶尔会对下属发点名士脾气。他对烟、酒也开始挑牌子了。他的小说写得少了，热心于书法和绘画。他把办公室变成了画室，常常在里面通宵作画。说来也怪，不到半年，就有人向他求画了。他的公文包里，常备有一套酒具和一套文房四宝，酒具是为喝福，文房四宝则给人题字。
但莫应丰本质的东西没有变。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语是：我是农民的儿子。每有农民作者给他寄稿，他必亲手转我，嘱我一定认真处理。家乡要兴办教育事业，他当即把刚刚领到的一笔中篇小说稿费全部寄过去。他还是蔑视官场的一些陋习。他常常喝了酒去参加省委的扩大会议，一脸酡红，满嘴酒气。他感觉到不堪忍受会议的冗长乏味，便会把手举过头顶，掏出指甲钳剪指甲，剪得咔咔响。
他还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口碑的，我住在机关院子里，莫应丰便常常中午上我家喝酒聊天。一天，莫应丰给单位刚刚做完一件事情，心里高兴，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后，问我：怎么样？我还适合当官吧！那天我也多喝了两杯酒，头脑热胀，便冲口说道：未必！他大约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回答的，一愣，再问：为什么？我说：你呀，恰恰犯了官场的两个大忌，第一，你太有个性；第二，你不趋势。莫应丰拾头捋捋头发，哦——一声，半天无言。
莫应丰真的很少言语了，决心办点实事，要到海南筹办农场。他没有跟人招呼，也没有找人结伴，只身闯到海口，开始了他艰难的理想之行，在那片刚刚升起的商海潮头面前，能终于意识到没有关系，没有钱，办事情竟是如此困难。他住招待所，骑自行车，吃酸菜稀饭，到处找人求人，最后甚至把自己珍藏的名人字画也打点了进去。就在事情有了个眉目的时候，他被重病击倒，返回到长沙。
莫应丰回去时，恰逢我从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回到湖南，莫应丰去看我，面对满桌菜肴和满杯好酒，他竟没有动一下筷子。他说他不想吃，什么也不想吃。
我大吃一惊，情知大事不好。果然，几天以后，另外的朋友告诉我，老莫不行了，患了绝症。
我整整傻了三天。
我到医院去看莫应半。我看到他最后写的一幅字：池鱼入海，笼鸟归山。他冲我点点头。又点点头。
我哭了。
莫应丰去世的时间是1989年2月17日。五年后，我调到了广州工作。头几年我住在瓦庄，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我都要经过广州空军部队大院的门口，每次路过，我都要往部队大院的深处望上一眼。我想像，莫应丰当年就应该是在这座大院里面生活的。
如果莫应丰还健在，今年该是六十七岁了。他应该会经常来广州的。因为，这里有他的很多朋友，还有他的很多战友。
登载于《文学风》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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