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应丰
黎之同志：
您在《读书》杂志今年第二期发表的给我的信，对我的学步之作给予如此热诚的关怀，读后感激之至。
这部稿子的成书过程，您比我更了解。当韦君宜同志把我的初稿带回北京之后，先后有八位同志传阅，参与推敲。为了支持它的出版，惊动和烦劳这么多人，实在使我感动。
初稿写成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原以为“四人帮”一垮，不久即可抛出来了，在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我才知道历史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于是估计还要过五年才能掸掉灰尘，公之于众。不料我又估计错了，两年之后，稿子便到了你们手里。
老实说，当韦君宜同志表示愿意带回去看一看的时候，我对于能不能闯过编审大关是有怀疑的。当时，许多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多年来的教训历历在目，心有余悸是理所当然的。明明不需要害怕的也总是有人害怕，对于解故思想，宁肯等一等，瞧一瞧。十一届三中全会虽已对文革十年的历史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但一部长篇小说所涉及的问题又何止是文革是非！支持这样一部稿子是需要有勇气的。当我赶到北京参加座谈会讨论稿子的时候，我有点喜出望外，所有与会的同志都抱着积极扶植的态度，帮我出主意，以图改好。诚如您信上所说，有些章节是经过了反复斟酌修改的。《将军吟凝聚了众多人的心血。
我写这部小说的动机，是想说几句真话。我把能够说真话。敢于说真话当成人生的一大乐趣。假如只有作者敢于说真话，而编辑不敢，那么，作者的真话便只能说给自己听了。所谓真话，就是事件的本来面目。一个时期的文学，倘不能反映当时的本来面目，对后人有何用处？我庆幸自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遇上了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敢于说真话的前辈、老师和朋友。
提到彭其的形象，我想还是以真和假来权衡得失。您说有人认为我丑化了将军形象，可我也收到有的读者来信，说我美化了他们。到底是丑化了还是美化了？本来我想什么话也不说，不辩解也不检讨，静待众人评说。您既然公开谈到了这个话题，我为着请教的目的，也只好说说自己的想法。
彭其是真还是假？我当然认为他是真实的。因为我在描写彭其的时候，并不存在某种限制，以致言不由衷。虽然写作的时间是一九七六年春夏，但我压根儿就没有把“四人帮”的荒谬宣传和血腥恐吓放在眼里。既已决心不怕一死，还有什么顾虑？冒死干一件事情，居然还是违心的，很难叫人理解。我写彭其，不是没有生活的根据。可以这么说，直到今天为止，我所写过的东西还是以《将军吟》的生活根据最充足。有的读者问我，书中的赵大明是不是写的作者自已？虽然不完全是，但我的经历确实与赵大明有相似之处。我是那场斗争的参加者。也跟赵大明一样，我经历了兴奋、惊骇、矛盾、思考和巧妙地周旋乃至设法脱身的整个过程。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事后我经常回首，重新认识事件中所有的人物。彭其的形象就是我从回头认识中得出的印象。
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真和假的看法不尽相同，各人都把自己看到的生活当成是真，用以权衡作品的真假。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侧面，而任何一个侧面都可能是某种程度的假象。我知道，作家的眼光不能只看见侧面，要尽可能看到全面才好；也不能满足于对人物和事件的表面有所了解，还需要由表及里，透视腑脏和骨髓。我写《将军吟》的时候，自信是用了广角镜和透视镜来摄取人物形象的。但是我的镜头是不是可靠呢？这还需要经过复杂的检验。
彭其并不是生活中哪一个具体的将军，他是一个综合的形象，是属于一类人物的代表。我想让他代表高级干部的主流，这也就反映了我对主流的看法。文革十年动乱，使许多人对前途丧失了信心，不知道中国到底还有没有救。我是坚信有救的，因为除了人民的觉醒以外，还有彭其那样的人物没有被整死。他是硬汉子，他有能力、气魄和取信于民的力量。他总有一天会在扭转乾坤的民族壮举中充当中坚。记得我曾经请您注意全稿结尾的那句话：“不要忘了，它的尾部藏着箭。”您看后会意地笑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和近儿年国家命运的历史性转变，不是证明了彭其们正在发挥作用吗。那支箭射向了“四人帮”和所有妨碍前进的路障，把它们一一摧毁。说我美化了彭其，这可能是误解，他大概不知道我写的是哪一种代表人物，徜然知道我是写的“主流”，也许就不会有很大意见了。即使有一些“美化”，我想也是必要的。假如我们的文学专门摄取阴暗的角落，看不到半点光明，以“角落”当成全貌的缩影，只能使人产生错觉，丧失信心，乃至绝望。一个充满绝望情绪的社会，是会招致灾难的。文学对于社会空气的作用不可忽略。我的动机就是希望那些丧失信心的人们振作起来，因此，我把彭其当作主人公来写，并且着力写出他身上那种磨灭不了的希望的光芒。当然，很可能动机和效果之间有一些距离，这是我功夫欠缺所致。
至于有人认为我丑化了将军形象，这有点使我吃惊，简直茫然不知所云。我立刻想起了“四人帮”当道时的“三突出”理论。要想避开丑化之嫌，“三突出”恐怕是最好的魔师了。不过，我自接触文艺工作以来，深恶痛绝的最大仇敌就是“三突出”和“高、大、全”。那些年，“四人帮”专权肆虐，非“三突出”和“高、大、全”不许过关。我爱创作成瘾，不写就难以活命，但每写都必须遇上那个仇敌，把人活活气煞。我所以要冒死按照自己的愿望写《将军吟》，原因之一是想足足地报复一回。我为自己能够藐视那个罪该万死的仇敌而频为得意。倘使连今天也还不能摆脱那个幽灵的纠缠，我们还不如一夜之间通通变成白痴，以免无可奈何而被窝囊地困死。
我总想写出几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来，让读者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感染力，写作才是有意义的。假如我把彭其写成一个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单面形象，读者一定会嗤之以鼻，连喊“假的”。这就要重演“四人帮”当道时的悲剧了。
又回到了真和假的问题上。我不知道要怎样从理论上说清这个问题。您是理论家，如能得到您的指导，那就太好了。我极缺理论修养，只有原始的、朴素的爱憎感，喜好真实，憎恶虚假。我们人类所以能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进步到今天，不就是因为爱好真理和不断追求真理的结果吗。真是光明，假是黑暗。颂扬真善美，讨伐假丑恶，这本来是我们的责任，徜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真实，又如何颂扬真善美呢？我所担心的倒是在于是不是果然认识了真实，是不是瞎子摸象。如果有哪位智者能指出我确实犯了以假当真的错误，我会衷心感激的。
您是我的老师。您在信上对我塑造的彭其这一形象给予了基本肯定的评价，这固然对我是很大的鼓励，但我还希望能听到您的批评。今年以来，文坛上的批评探讨空气比较活跃些了，这是大好事，说明我们的队伍比前几年更趋成熟。请允许我不在这封信上多说了。没有做完的事情，不敢张扬，恐怕说了空话，今后言而无信。
敬礼！
莫应丰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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