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好友莫应丰
莫应丰兄1989年安葬于长沙潇湘陵园。岁月倥偬，转瞬二十四载秋冬。清明将至，奉文鞠躬深以为祭。呜呼哀哉，尚飨！
铁朋友，真性情
莫应丰绝对是个性情中人。过去这么多年了，回想起来，众多朋友当中唯有老莫活得最为真实。他为人处事从不矫揉造作，凡认为对的一定说对，认为不对的一定会说不对。而且喜欢当面说出来。有时候话语说得很重，有时候又像是玩笑调侃。不论哪种方式，他说的都是真话，并且全是出于善意。十分难得。
有两件事情能够印证我对他的评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省有一名青年作者想在北京的国家级出版社发表作品，不远千里送过去一箱橘子罐头给那边的一位资深编审。人家年事较高，又是湘籍人氏，不便当面强辞。过后打开一看，那些罐头的铁盖子上面锈迹斑斑，早已经过了保质期，显然是从家里翻寻出来的陈旧礼品。出差在北京的老莫听说了这件事，回来后，在一次创作会上很不客气地给予了揭露。他气愤地说：为人尚且如此，为文又能好到哪里去啊？有人担心这话会传到了那位青年作者的耳朵里，老莫却全然不顾：好啊。不传给他听，我说了又有什么意义？那位青年作者果然被老莫言中，一直到年逾花甲都没写出一个稍许象样点的文学作品。
还有一位朋友写东西相当有才气，却伸开巴掌不见指缝，把钱财看得过于要紧了些。有一次同老莫一起去北京领奖，两人都有三千现金落袋。回来之前相邀上街给家人买些礼物，临到柜台前付账的时候，那位老兄竟然跟老莫开口借钱。老莫很是不解，问：忘了带钱啊？那位老兄倒也直率，说：不是，那三千块钱，我想带个整数回去。后来老莫多次当着那位老兄的面笑话他，弄得他极不好意思。有两次我都看见他差点就要恼羞成怒了，老莫便拍了拍他的肩膀：伙计，我其实也有表扬你的意思呢。一般人把钱看得重又不肯明说，你到底是自己说出来的。这一点跟我对味，毕竟还算直率嘛。我是喜欢才替你做宣传呢。
命运真是难以预料，如此开朗豁达、充满着旺盛生命力的莫应丰，竟然说声倒下就倒下了。那份真实无论如何都难以令人接受。
他说：回去顺便看看病
1988年秋季，韩少功忽然找到我，十分伤感地说：告诉你个很不好的消息，莫夫子得了癌症，晚期。当时听得我头皮一炸。怎么会呢？他四十九岁的日子还没过完呢。那段时间我们都在海南，老莫也是从海南回长沙去的。而且刚走不久，最多也就半个月的样子。
不过老莫离开海南之前身体确实有些不舒服了。一个人孤苦地在海南文联招待所躺了好多天，谁也没告诉。服务员天天打扫卫生，见老莫总是卧床，就告诉了也在那里暂居的叶蔚林夫人。后来我们赶去看他，那时候并没有发现任何恶疾的先兆。问他要不要紧，他笑着说：只是感冒了，没事。问他能不能起来，他立马就下了床。
“没问题。走吧，找个地方喝顿酒就没事了。”他当时正在海南为湖南省文联寻找投资项目，“我明天还是回一趟湖南，好多手续要回去补办呢。正好，顺便回去看看病。”
过后想起来，这句话应该是能够说明严重性的。老莫任何时候都以身体强壮为自我炫耀的资本，酒可以从午时喝到子夜，烟也是越呛人越能抽。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从小到大没有进过医院的大门”。既然他自己都说要回去看看病，那感觉应该是非同小可了，但那会儿我们却集体无意识。然后我们一起去海口的一个餐馆吃饭，算是给他送行的意思。老莫依然胃口雄健，把盏谈笑，声如洪钟。他在海南谋划的那个大项目运转在即，老莫对此雄心勃勃。我估计他顶多回去三、五天就会重返海南，没料到返回来的竟然是一道噩耗。
病房里笔走龙蛇
没多久我也回了湖南。湖南召开文代会，我是上届委员，属于当然代表，就举家迁返长沙。海南固然有千般的好，家人总感觉不合水土，老呆在那里终究不是办法。记得康濯主席见了我，喜洋洋地开玩笑问：怎么回来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呢。这句话第二天就上了湖南日报，题目改了一下，叫《好马也吃回头草》，显然替我留了些面子，却让我百味交加，脸上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少光彩。
不过我也不会太在乎那些，当天晚上就去医院看望了老莫。
老莫住在省中医研究院。他的那间病室完全出乎我的预料，除了滞留着少许弗尔玛琳的西药气味之外，说那是一间画室更为恰当。他是获首届茅盾文学大奖的著名作家，又是省文联的一名厅级干部，医院方面便给予了特别照顾，安排的房间面积很大。窗台下面支开一张书案，铺垫着一席羊毛毡。案头上摆放着文房四宝，一股翰墨的清香扑面而来。老莫站立在书案前，面对那张刚刚铺开的宣纸，举笔凝气，正在搜肠刮肚地运神苦思。地面上铺满了已经写好的墨宝，一幅连着一幅，进去以后脚都不知道往哪儿下才好。我看了一眼那上面的内容，大多是给他的妻子欧阳慧龄写的。
看见我来了，老莫放下毛笔，兴致勃勃地迎了上来，“伙计，我在报纸上看见那篇文章了，说你是一匹好马呢。”我笑了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无所谓了。”老莫便打起了哈哈，“你还公开告诉别人，回长沙是为老婆孩子着想，这没有错嘛。想好了就去做，不遮遮掩掩，也不管人家说什么，这样才活得痛快。”
我被他的一番宽慰所感动，都忘记他的病情了。面对老莫泼墨挥毫的雅兴，听着他对我的那些劝告，那阵子我真的失去了判断力。难道老莫还不知道自己患了绝症？这似乎不大可能。即使医生和亲属能够把真情对他隐瞒得铁桶般严实，但是我们蜷缩在天涯海角的朋友都知道了，长沙方面就没一点风声透进来？况且这段时间单位领导、同事、下属、亲戚、同学、朋友一拨又一拨地前来探视，作为一个聪明之极的作家，难道他就那么不敏感？
不过对于老莫倒也难说，他在很多方面确实有点马大哈。不是不精明，只是两耳相通，常常左耳进右耳出。有一年我住在上海静安宾馆给《收获》改稿子，正好老莫从南京开完笔会转道上海，特意到我住的那家宾馆吃饭。席间听他聊起金陵地段的种种快乐事情，笑得手舞足蹈。条形餐桌对面坐着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欧女子，独自用筷子优雅地进餐，视我们如同不存在。老莫便时不时地朝那女子看，最后忍不住用普通话问她，我们说的这些你能听懂吗？那女子立即很礼貌地回答了句：“听不懂。”老莫马上对我点了点头，“哦。我说怎么不朝我们看一眼呢，她果然听不懂中国话。”那一刻我都差点相信了，再一想不对啊，人家是用中国话回答的呢。好多年后我和老莫都把这事当笑话讲，听者莫不绝倒。属于脑筋急转弯的类型，自然也有可笑之处。有时候人的思想突然被堵塞住了，一时转不过弯来也不奇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其实跟聪明和敏锐没有什么关联。
不过我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觉得老莫这一次已经转过弯来了。他肯定明白了自己的病情。地面上那一张张平铺着的墨宝似乎有些蹊跷，每幅字的落款处，老莫都用小楷写上了“赠与爱妻慧龄”一类的字样。当即我就回想起有一次在北京参观徐悲鸿画展的时候，送展的每一幅原作几乎都有徐大师“献给爱妻静文”的绝笔。老莫的字写得相当好，洒脱俊朗，风骨独特，的确不同凡响，当时已经颇具经济价值了。老莫这样题字绝非寻常之举，想必已经在考虑身后之事，于是那字里行间便渗出了一股生离死别的酸楚。
到死亡边缘去获得生命感知
人在自然灾害面前毕竟过于脆弱。老莫用意志力与疾病顽强对峙，胜算却几乎不存在。没过多久，病房里的那张书案就撤走了。老莫七尺身躯，从此再也提不动那支书写过鸿篇巨著的生花之笔。他肺部的癌细胞已经无情地转移到了头部，两颗急剧生长的肿块压迫着脑神经，令他痛不欲生。为暂时解除痛苦，医院决定实施手术摘除脑部的肿块。
手术后不久我们就过去探望了他。因为开刀的需要，老莫那发乎于父母、浓密而颇有伟人型状的头发被剃了个精光，突然就变得十分地陌生了。他的神智应该是很清醒的，可能是刚刚经历过极度的痛苦，实在太疲惫，知道我们来看他，也只是轻轻地颤动了一下睫毛，连睁开眼睛都不够力气。那一刻，在场的朋友几乎全都明白了一个现实：老莫动身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我们站在病床四周，一句话都没说，互相也没有对视一眼。心头仿佛灌满了铅。
探望之后，我们每天都在心中默默为老莫祈祷，阴郁无奈地等待着终极消息到来。谁也说不清楚那段时间到底是过得快还是过得慢。骤然之间，类似于奇迹的事情出现了。
老莫的生命经过半个多月与死亡的拔河，那根悬挂在绳索正中间的红绸带居然偏向了老莫一边。得知这个消息我们奔走相告，立即结伴赶往医院。推开房门的时候，病床上竟然没人。靠窗户边的一张椅子上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位衣冠堂皇，气定神闲的魁伟汉子。我们并没有太注意他，以为是先我们一步赶去探望的朋友，那人便开心地笑了。这时候我们才认出他就是老莫。老莫还就是老莫，他故意用这种方式迎接我们。故意要让我们惊愕，然后感到很得意。
当然他的样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一、二十天时间，他那张脸忽然大胖特胖。从脸庞到脖子一直到后脑门，整个就跟蒸馒头似地发了起来。头又剃得很光，活脱脱变成了一尊被人供奉在庙堂里头的笑弥勒佛。老莫的这种变化让我们在心里打了个结，总觉得并非正常。不过谁也没有唐突地询问他。况且那阵子他的情绪特别好，脸色也非常好。白里透红，印堂明亮，完全跟正常人没有两样，一看就能够鼓舞人心。他总算挺过来了。能挺过来当然比胖瘦重要得多。
那天我们和老莫聊了很多，也聊得很开心。老莫已经透彻地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便与我们完全平等地谈论自己，话题也总在生与死之间遨游。双方思想深处的一切顾忌都不复存在了，好像我们谈论的对象是另一个局外之人。如此坦彻地聊天，格外令人荡气回肠。
老莫对万物的认识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地有一种大彻大悟的印象。他一开口就谈人和宇宙的对立与统一，还特别谈到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另一种经历。他感慨地说：“过去都知道经历才是作家的财富，但是活着的人经历实在是太有限度了。你们知道死过一次的人是怎样地看待人生吗？在生与死之间作过穿越的人，他对生命观、价值观的再认识、再升华你们体会得到吗？”他还极其认真地说，经过了这一次的颠簸，他眼前已经出现了一种清新的意境。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表现形式也将发生本质的改变。“真这样呢。我现在怎么说你们都理解不了，因为你们没有死过。哈。怎么说呢，等出院以后，我会把它一一写出来，你们慢慢地品味去吧。唉，太深遂了。”
面对老莫那种玄奥神态，大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谁都不具备老莫那种话语权。既然谁都无法体会他在死亡边缘获得的心灵感知，自然也就无法去评价他的神秘感言。但是他那种自信与乐观却是我相当熟悉的。我甚至觉得老莫只不过出了一趟远门，就像过去每次出了一趟差回来一样。他是一个对外界永远充满好奇心的人，不管到哪里，都会有比平常人多得多的发现与收获，然后迫不及待地找朋友叙说，让我们分享他的愉悦。那次他跟我们说的是去鬼门关的神奇感受，在我听来，完全跟他以往去三峡、去月亮岛、去天涯海角、去罗马尼亚还有好多好多地方一样，既有趣又平常。
趁着兴头好，有位朋友终于问起了老莫大幅度发胖的原因。他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做放疗和化疗的缘故，他的味觉神经系统的某一部分受到了破坏，吃东西都不知道饱了，所以老是要吃。加上卧床时间过长，没有什么活动，吃的东西基本上被身体所吸收，于是就像面粉发酵一般胖了起来。再问到医院的伙食怎么样，老莫显得不大在乎，“我吃什么都有味道。还跟以前一样，从来不挑食。”
说到这里，我忽然灵机一动，说：“老莫，哪天我安排一下，接你出去吃吃馆子怎么样？”老莫想都没想，兴趣浓厚地答应道：“好啊。总不能老吃医院里的饭菜，也得变变口味嘛。”
朋友们都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创意，纷纷表示赞同。从医院出来之后，我便当做一件大事开始了细致的筹划。
“君子不夺人之所爱”
南方的冬日阴雨霏霏，满路泥泞，弄得人的心情非常压抑。偏偏到了接老莫出来吃馆子那天，多时不见的太阳大清早就升起来了，极为难得。吃饭的日子是好几天之前定下来的，当时谁也预料不到这一天会云开日出。于是大家故意加油添醋地说这是天公在作美。还信誓旦旦地对老莫说：走着瞧吧，绝对的好兆头。
用餐地点是我定下来的，而且让我颇费了一番心思。吃什么东西并不重要，老莫本来就不挑食，何况现在他味觉神经方面又出了些毛病。重要的是让他开心，怎么开心就怎么来。当时长沙晚报还在市中心区的蔡锷路办公，他们有一个临街门面，专门开辟出来从事第三产业，做成了一家对外营业的酒楼，我提前去那里考察了一次，没有经过更多的比较就做了决定。那家酒店当街的正门上方有一面巨大的招牌，“银河大酒店”五个金属镀银的大字格外遒劲醒眼。那五个字刚好就是老莫的得意之作。酒店开业之前，他们老总专程到省文联请老莫题字。那天我正好在他办公室，亲眼见证了老莫题字的隆重场面。那时候还不兴付润笔费，就把老莫和我请到这家酒店，痛饮烈性老酒直到断黑。
中午十二点不到，文联的车准时把老莫从医院接到了银河大酒店，我们立即簇拥过去迎接。老莫下车之后，兴致竟然不像我们预料的那么高。他抬头看着那招牌上的字，居然没有什么表情，好像没认出来是自己的笔迹。然后收回目光，淡淡地朝我们笑了一下，径自朝里面走了进去。这种举动有点反常。他对自己书法近乎自恋，动不动就给人讲解他的间架结构以及运笔的独特之处。
入座以后，老莫明显地有点提不起精神来。问他想吃点什么，他很简单地说了两个字：“随便”。有人把菜谱递给他看，他一把就推了回来，“不看了，你点。你们喜欢什么就点什么，别问我。真的，这种地步，我吃什么不吃什么，已经无所谓了。”听他这样说，大家的心里便有些紧张了。
在那之前，我充分考虑到了他说的“不知道饱”的问题，已经在心里准备了几套劝他节制饮食的话语，后来才发现这种考虑有些多余。老莫吃得很有分寸，完全像个谦谦君子。每样菜上来之后我们都让他先品尝，他只是提起筷子慢条斯理地尝了一点点，又把筷子放下了。他这样温文尔雅倒让我们更加无所适从，觉得他心里一定有什么事。又不好多问，就专门拣一些让人兴奋的话题调整他的心境。那种话题也不是总能有的，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硬凑，效果却并不见好。一顿饭吃下来，累且不说，心里反而留下了不少遗憾。
过后想起来，那应该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敏感在作怪。老莫虽然不像我们预料的那么开心，但是也并没有表现得不开心。他十分认真地听我们说话，该笑的时候他也笑，该问的地方也问那么一两句。总的来说，他那天还是很正常的，相比之下倒是我们几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不正常。我们总怀着同情心，总在用一种悲天悯人的目光去寻找他值得我们悲悯的地方，然后见义勇为地去安慰他，补偿他。殊不知老莫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也许他刚好就不希望看到这一点呢？如果真是那样，我们那些卖力气的举动岂不是更加伤害了他？就像他那部《桃源梦》里面描绘的，出于善良的动机反而伤害了善良的人？
也正是这种心态作怪，饭桌上我还差点说错了一句话。那天我系了一条黑白相间的小方格领带，老莫注意到了，称赞了句：“喝，这领带漂亮。”当时我觉得这是调整气氛的一个好机会，马上回答说，喜欢就送给你吧。老莫稍稍迟疑了一下，“算了，君子不夺人之所爱嘛。”我一下就来了劲，脱口说道：“这是什么话？朋友之间还说那些？如果看得起，你就戴着它……吧。”
我机警地吞下了几个字没说，背上的汗都渗出来了。如果不是第六感觉提醒，那句“你就戴着它上路吧”肯定就说出来了。说了一半又赶快改口，反而更尴尬。我感觉到旁人已经听出来了，大家都不敢做声，暗暗地朝老莫看。
老莫听没听出来我就不知道了。他只是摆了摆手，继续坚持着不肯收下，然后一提筷子，那话题就过去了。我却一直忐忑不安，不停地在心里责骂着自己。
吃完饭走出酒店，大家的心情马上就好了很多。主要是老莫的情绪到这时候才真正地显出了轻松。街道两旁有不少个体经营的小店铺，衣帽鞋袜光鲜夺目地挂了一街，老莫的兴致便油然提升。
我记不清陪着他逛过多少次商场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结伴去了广州、深圳，还到了沙头角小镇的那条中英街。当时那里并没有对外开放，去一趟还要经过有关方面的特别准许。老莫在购物方面和我的兴趣完全一致，不叫喜爱而是酷爱。无论出差到哪个城市，逢见商场必进。而且进去以后，立即就获得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凡是买到了新衣服或者新鞋子什么的，总要当时就穿上身，然后把换下来的衣物拎在手上走。很多朋友都笑话过我们，老莫便反唇相讥，“那是你们没有想明白。谁的衣橱里都有从来没穿过的新衣服，有的还被虫咬坏了。买了不及时穿，回家往衣柜里头一挂，过后肯定就忘记了。其实是很划不来的呢。”
离银河大酒店最近的是一家高档皮鞋专卖店。走进去扫视了一眼，我和老莫同时将目光锁定了一双黑色的皮鞋。那双皮鞋摆在法国“沙驰”品牌专柜最突出的位置，身价显然不菲。老莫走近专柜，拿过那双鞋反反复复地审视着。到底是驰名世界的品牌，漆面黝黑刷亮，做工特别讲究。尤其那鞋在选材方面相当精心，皮质软硬适度，手指压上去只现出均匀的细痕，不用试就知道那是一种怎么穿都不会变形的头层小牛皮。鞋底也是牛皮烤制，黄灿灿十分华贵。前脚掌处，有机械模型压出来的英文“SATCHI”字样，那是货真价实的正牌产品。
老莫对那双皮鞋爱不释手，我便怂恿他买下来。他想了好一阵，终于经不起诱惑，坐到椅子上把那双鞋往脚上穿。那双皮鞋似乎就是为他定做的，大小正好合适。他站起来走了几步，惊喜地看着我，“伙计，好极了。这么舒服啊，我真的没有想到呢”。他这么一说，在场的朋友都鼓动他买。老莫盯着脚上那双新皮鞋，前后左右地看着，那热情却开始降温。“算了，我还有好多双皮鞋。”然后坐下去就要脱掉。我赶快说，现在还有谁因为没鞋穿才买鞋啊？别脱了，我替你买。老莫又动了心。他认真地看着我：你真的觉得这鞋不错？我马上点头：是。太地道了。我敢说整个长沙市再也找不到第二双。他又问：那为什么要你替我买呢？我有点急了，说：“想送你条领带，你又说君子不夺人之所爱。现在是你喜爱这双鞋呢。别说我不能穿，就是能穿，也不能夺你之所爱嘛。”这话属于一顿乱说，根本形不成逻辑，听得包括老莫在内的人都笑了。于是老莫也不再推却，就由我去付了款。
不过那天老莫还是有点反常。我们一再怂恿他把新皮鞋穿在脚上，他却怎么也不肯。在我的记忆中，这倒是极为少见。老莫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也不做什么解释，执意让店员给他包装起来，送到了等候在外面的小车上。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那天是我们与老莫的最后一次聚会。没过多久，老莫便进入了昏迷状态。医院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他们再也无力回天。
那段时间老莫的病房里出现了一个特别护理小组。我进去的时候，忽然看见了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在帮忙照料老莫。稍小的那位女孩回过头，一双黑亮的大眼睛立即让我认了出来。她是老莫的小女儿，乳名叫婴婴。她身边那位看上去单薄却显得成熟一些的秀气妹子是她姐姐，名叫贝贝。姊妹俩当时正在广州上大学，父亲病危了，她们双双赶过来陪伴。
我对她们这对小姐妹印象之深，是其他朋友想象不到的。早些年老莫的个人生活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便与妻子正式离了婚。他妻子是湖北荆州人，离婚之后不愿意留在长沙，就回到了家乡。当时两个女儿都不大，她便毅然决然地带去了湖北。老莫一直没有对我说过她们具体是怎么离开的，但我知道他心里经常痛切地思念着两个宝贝女儿。不久我的生活也开始剧烈颠簸，老莫便以自身的感受劝我不要轻率。“其他倒没什么，孩子问题太现实了。我现在只要一想到婴婴和贝贝，心里就一阵阵地辣痛。真的想得要哭呢。”
他说的是实话。老莫对女儿的苦思冥想，还因为他一直不知道女儿的去处。大的方位知道，是在湖北的荆州一带，具体地址却弄不清楚。女儿们离开好几年了，老莫音信全无地独自思念着，那种苦楚自然难以言表。
一个偶然的机会，老莫和我同时收到了《当代》杂志社的邀请信。他们要与湖北省联合举办一次“长江古战场文学笔会”，三十多名作家将赴荆州一带相聚。这次活动时间正好与我早已决定参加的厦门鼓浪屿笔会相冲突，老莫便力劝我放弃厦门之行。他劝我不去的理由绝对令人无法推却的，“陪我去找女儿，好吗？”
这是那次参加长江笔会留下的照片。右边就是莫应丰。左边是《当代》杂志社主编常振家。中间是我。
到了湖北之后，会议并没有固定安排在荆州，只是路过一次。而且时间也排得很靠后。和老莫商量之后，我去找了会议组织方。那边的朋友极其善解人意，不仅同意我们单独前往荆州，还派了专人跟随。一方面可以料理我们的食宿，一方面协助我们去寻找老莫的女儿。这个举措实在很有必要，老莫自己都说不清通过什么方法才能顺利地找到那一对亲生骨肉。他只模糊地知道孩子的妈妈好像在一家新华书店工作。看他那迟疑的样子，似乎又不愿意贸然去找孩子她妈。我估计老莫担心前妻心里记恨，知道他来了，不仅不让他见女儿的面，还很有可能给他设置障碍。要是真的那样，老莫这一次就见不到孩子了。
湖北的朋友听懂了我的顾虑。那伙计神通广大，居然在第二天就成全了老莫多年的心愿。他是本地人，不露痕迹地到新华书店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一脸的神秘样子。他已经打听到了老莫的两个女儿每天都在她们的一个同学家里写作业，那同学的妈妈就是老莫前妻单位的一位女同事。好消息还不止这一条，那位朋友居然跟那名女同事有过接触了。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说服对方，那女同事已经同意了老莫包括我们一行人下午就去她家里看望女儿。这也太让人始料不及了，老莫那阵子激动得手脚一直在发抖。
午饭后，老莫一个人在宾馆的房间里默默地摆弄他的那台照相机。车来了，我去房间叫他的时候，他把相机郑重地交到我手上，让我把他们父女见面的所有镜头都拍下来。其实我早有这个打算，已经把我自己的相机挂在脖子上了，他却执意要我把两台相机都挂上。“双保险嘛。你说呢？哈。”
我们先到了新华书店旁边的一个稍远的地方等待。那也是湖北朋友的精心安排。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那位女同事的家，便约好时间在单位外面与她会合，再由她带我们去她的家里。那女同事四十来岁样子，面相很温和。见到老莫，她只打量了一眼便有相当的好感。然后使劲地夸奖他的女儿，说她们极其懂事，书读得相当好。
“你知道她们想你想到什么程度了吗”她忽然问老莫。
老莫哑着口，怔怔地望着她。
那女同事叹了口气，摇着头说：“她们一直在攒报纸。就连我们家的报纸她们都收留着，说是等攒多了好多卖点钱，当路费。然后去长沙看爸爸。”
那话说得很平静，我却听得心往下一沉，很是感动。忽然就听见身旁的老莫喉咙发出了呜呜的声音。回头一看，他倒是没有哭出来，那嘴角和鼻翼却在不停地往两边颤动，看得我心都酸了。然后我们起身去那女同事家。
走在路上，我小声提醒老莫说：“你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要不然女儿她们见了你会更加伤心的。”老莫连连点头，“是，我知道。我知道。”然后我还开了句玩笑，“你替我想想嘛。要是哭得不成样子，这相片我照还是不照啊？”老莫那会儿已经走了神，对我这句话居然没反应。越是临近女儿，他越是心慌意乱，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老莫的一对女儿果然都到了那里。我不知道她们事先是不是得到了消息，老莫走进去的时候，两个清秀稚嫩的花季少女反而显得比父亲还沉着。两双晶莹透亮的眼睛，水汪汪地盯着老莫。
望着那两个可爱的孩子，老莫的嗓子忽然就不行了。他想呼唤女儿的名字，却只见嘴唇在急促地抖动，声音怎么也发不出来。婴婴和贝贝便再也支撑不住了，飞身扑上去，不停地呼喊爸爸。我真切地看见老莫率先地嚎啕大哭，两个女儿便伸出小手替他擦泪水。父女三人抱做一团涕泪交流，那情景看得我的心都碎了。老莫一手搂着一个女儿，将自己的脸死命贴着她们。这种时候我才看清楚他的脸跟古松一般苍桑。他已经彻底失去控制，哭得脸都变形了。
晚饭是湖北的朋友安排的。没有太多商量，我和他一致认为老莫应该留下来陪陪孩子，便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当晚就抛下他离开了荆州。老莫对我们的决议已经表达不出任何意见，紧紧地抓住两个女儿的手，神情呆滞地送我们上车离开。经历了这样大一场心力交瘁的悲欢离合，他的心绪久久不能调整过来。我分明看见他行动的时候背一直是躬着的，体型都显得老态龙钟了。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老莫忽然带着婴婴、贝贝来到了笔会驻地。我好奇地问他，她们的妈妈允许你了？老莫颇有感叹，说：“见过了。唉，见了面其实也没什么事，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然后摇头感叹不已，“唉，唉。也是自己有块心病在那里作怪。要是早一些过来，早就没这回事了。完全是作茧自缚，所以才活得累呢。”
右二是老莫。身边就是他的两个极其懂事的女儿，中间是贝贝，左边是婴婴。右一就是湖北那位聪明的工作人员。我站得离他们有点距离，或许是为失职感到内疚吧。那天他们父女见面，我看得目瞪口呆，竟然忘记了拍照，没能为那场面留下一张照片。尽管老莫很谅解我，自己却遗憾了好长时间。
两个女儿一直跟随到笔会结束，然后我和老莫带着她们乘江轮去岳阳城陵矶转车回长沙。可惜只买到了四等舱的船票，便挤在一个底层舱房内，却一路欢声笑语。两个女儿其实很顽皮，小眼睛一眨就能变出法子来逗爸爸玩。有一次老莫困乏地睡着了，贝贝便用他写书法的软性笔在他脸上画山羊胡须。一边画一边笑得满床上打滚。我清楚地看见老莫其实没有睡着，他紧闭着眼睛，装出毫无知觉的样子，尽量地让女儿们快乐。我相信那一刻更快乐的人肯定是他自己。
思绪回到病房来的时候，两个女儿又来到了老莫的身边。她们正在和欧阳慧龄一道，用暖湿的毛巾替老莫擦着身子。老莫也是那样紧闭着眼睛，任她们吃力地翻过来翻过去。然而这一次他却真正地没有任何知觉了。
老莫上路的那天我起得很早，心里总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应不应该系上那条黑白相间的小方格领带。最后我还是决定系上，毕竟那是老莫称赞过的。能被他称赞不容易，凭我对他的了解，在穿着方面，老莫向来认为自己最有品位。这也一如他的为人与为文，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明确的追求。
他沉稳地躺在灵柩上面，容貌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我默默地绕着他的遗体走了一周，在他的脚底方向停了下来。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到了那一天，他会穿着我给他买的那双皮鞋上路吗？
凭直觉，我认为他一定会的。
果然，他穿上了。我看见了鞋底的脚掌处用机械模压出来的那个英文词组“SATCHI”。压痕清晰干净，没有任何磨损，可见他是刻意留给这个时候的。
直到那一刻，我的心里才踏实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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