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地思索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努力在文学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再现它的真实面貌，是当代作家的重大责任。莫应丰同志的长篇小说《将军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力图从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来反映这段历史，已经取得了一些有益的、值得重视的经验。
首先，作者选择兵团司令员彭其这样一个经历比较丰富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对于写出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帮助的。
彭其，身经了自秋收起义到“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他对发生在60年代的这个历史事件，不但有直觉的认识，还有历史性的了解。他的地位，可以接触到上层政治生活，知道的事情远比一般群众要多得多；他又领导着一个兵团的运动，同普通的战士、工人以及“造反派”有着直接的联系。他富有经验，懂得计谋，甚至还会布置圈套；但他又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思想、感情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正义力量，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意志。以这样一个人物为主人公，其意义在于，对那场狂悖反常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革命”，有可能看得更广、看得更深，这为作品更深刻地反映生活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第二，作品把主人公摆到复杂的特定环境中，使人物能较充分地体现出“文化大革命”颠倒迷乱的生活面貌。
小说中彭其的经历是很独特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彭其还指挥着十几万人马，上千架飞机，控制着中国南方一大片制空权，并且直接领导着一个兵团的“运动”。但是，他又是岌岌可危的，随时都有被揪出来变成“反党分子”的危险，他经历了由领导者到受害者的巨大变化。正因为作者写的是这样的人物和如此微妙的经历，所以读者跟着他的足迹，从南隅走到北京，又从北京走进一个地狱般的石头小屋；也使读者有可能深入到各种人物的心灵深处，去参观五光十色的灵魂展览，甚至涉足高层政治生活的帏幕内，去窥测操纵“文化大革命”的少数“政治家”们的种种隐私，这就使作品产生了立体感。而这种立体感，正是更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所必需的。
第三，作品描写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环境下各种各样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他们与主人公的种种关系，来展现更复杂、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政治委员陈镜泉与彭其地位相似，也和彭其一样善良、正直，但缺少彭其那样坚强、刚正的气质，是个“糯米团团长”。由于他的软弱和忍让，生活中的许许多多悲剧才得以构成。副司令员李康，是因莫须有的“叛徒”罪名被迫致死的。这个人物在书中占的笔墨不多，但他的悲剧却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原来，那个席卷全国、致使成千上万人家破人亡的“查叛徒”运动，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这多么发人深思！
除了以上三个将军以外，作品还别具匠心写了另一个老红军、管理处长胡连生。他始终无法理解那场荒唐的“革命”，于是按照自己固有的立场、直率的感情和鲁莽的性格说话、行事、骂娘！他说出了一般老红军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用最直接最明快的语言给那场违悖人心的“革命”下了断语。这就使作品主题更加鲜明，也丰富了作品的色彩。
站在彭其对立面的是些什么人呢？首先是那个行踪诡秘、深浅难测的宣传部长江醉章。他善于言谈，长于文字，尤精于用冠冕堂皇的理论来颠倒是非。他，一个普通的师级干部，却能够把偌大一个兵团党委玩弄于股掌之间，原因何在？因为他有一条通“天”的热线。奸佞丑恶者得宠，而敢于对邪恶挺身作战者反而被害，这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吗？
造反派头头范子愚，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他对“文化大革命”前政治生活中某些不民主现象反感，于是带着他的欲望、野心以及性格上的弱点滚进了“革命”。从假得宠到真上当乃至最后落个不得不自杀的悲惨结局，这正是许多可悲的造反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共同走过的道路。当然，也有不少“造反者”被教训得猛省了。赵大明就是一个代表。他由怀着孩子般的热忱投入“革命”，到逐渐产生怀疑，直至彻底醒悟，最后终于站到被打倒的一方去了。
总之，作家把许许多多的典型人物，用战友、同事、夫妻、父女、情侣、朋友、上下级等等关系紧密连结起来，细针密线，织成了一个浓缩的社会，通过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让各种人物循着他们自己的命运之路步步发展。读者则既能看到“文化大革命”各种现象的再现，又可以看到一般人所难以见到的生活的纵深处。
《将军吟》在艺术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是语言运用上的功力。《将军吟》从头至尾，大量篇幅用来写人物的对话，但读后却不觉得对话太多。这是因为作家擅长用对话刻画个性，用对话披露灵魂，用对话牵动感情，而不是靠对话来单纯地推动情节发展。作品对话虽多，但人物各有各的性格特点，绝对不会混淆。
文学作品中的开会，从来不易写好，写首长作报告尤其困难。但《将军吟》的作者却敢于正面描写彭其作报告的场面。他信笔洒来，时而是痛快酣畅的大段独白，时而是生动活泼的简短插话，其间，又穿插进各种人物的表情和反响，显得波澜起伏，错落有致，使彭其这个人物形象活脱脱地跃然纸上。
其次，通过人物沉思，更深地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将军吟》的许多描写都在启发读者思索，蕴含着思想的内在力量。作品定稿时有人提议把书名改为《将军的沉思》，看来不无道理，因为沉思最多的，当然还是彭其将军。作家细致地描写了他在自己命运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沉思。比如：彭其蒙受了冤枉又不得伸雪便推己及人：“一个将军有了冤屈，尚且不得伸雪，普通老百姓受了冤枉怎么办呢？冤枉，到处都有冤枉。革命40年不就是为了消灭人间的冤枉和不平吗？搞来搞去，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冤枉呢？”这种描写是很感人的。
《将军吟》产生于寒凝大地、万物肃杀的1976年3至6月！作者是冒死进行创作的。
莫应丰同志原是广州部队空军文工团的创作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和许多人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狂热、迷惘、痛苦、然后逐渐清醒的过程。所幸的是，他较早地从派性是非和个人恩怨的漩流里跳了出来。他冷静地观察着，思索着。他曾说过：“我要把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判词喊出来。你说喊了就得死，我说，死也要喊。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大喊一声，暴烈地死去。”这洋洋数十万言的一声大喊，用当时流行的话讲，可说是“猖狂已极！恶毒已极！”如果被林彪、“四人帮”的鹰犬抓住了，的确是难逃一死的。然而喊出人民心声的强烈的使命感，驱使莫应丰同志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那年春天，他躲到秋收起义的旧址——浏阳文家市。用他自己的话说，“象不知死活的傻瓜一样”，开始了《将军吟》的创作。
正义的事业是不会孤单的。莫应丰同志做的事情虽说是那样危险，却并不是在绝密中进行的。至少有八个朋友知道他在干什么。大家不但为他坚守秘密，还为他分担家庭生活的困难，为他寻找有利的工作环境。许多同志明知他写的是不合时宜的东西，却心照不宣，竭尽努力暗中相助，为他提供了写作时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了！随之而来的高压、恐怖、法西斯暴行，都已经登峰造极，危险更加临近了。还能写下去吗？作家从天安门事件受到了鼓舞，吸取了力量，他深深感到自己并不是孤军作战，干下去的劲头更足了。作家在拚命了！当最后一个字落在纸上的时候，他精疲力竭地在靠背椅上，长长吁了一口气，“唉！现在可以死了。”
然而作家安全地活过来了，他秘藏了两年多的作品也问世了。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讲假话，不怀个人偏见，文学就能追踪着历史的步伐而前进。我们从《将军吟》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登载于《人民日报》 1980年10月29日 第5版 专栏：文艺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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