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中旬，凛冽寒风驱不走心中的暖暖春意，莫应丰风尘仆仆赴北京开会、领奖。
在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仪式上，他的《将军吟》荣登大榜，位列评定的6部长篇小说之中。冯牧主持大会，巴金作了书面发言，周扬在讲话中坚定地说：坚持“双百”方针，推动艺术评论的开展。莫应丰见到了文坛上的许多老前辈，也认识了许多文学新面孔，颇受鼓舞。他在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中走上领奖台，动情地说：“我愿努力，在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新文学大厦上再添一块砖瓦！”他与周克芹、魏巍、姚雪垠、李国文、古华各获得一枚刻有茅盾头像的紫铜奖章、一张获奖证书和3千元奖金。
回到座位，思绪万千，回想起自己踏上文坛之路的一幕幕，莫应丰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之中……
1938年1月12日，莫应丰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桃源乡，小时候跟随父母迁居过两次，由安田坪到大华冲，再到株木潭石高桥。
年幼时家境贫困，求学之路亦艰难。小学毕业后，到益阳上中学。1956年秋至1958年秋，在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附中学习，1958年秋，因学校合并，转入湖北艺术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1959年9月，升入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作曲专业学习。1961年8月，肄业参军，在广州军区空军文工团工作。
196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派去写剧本，当年追求音乐的那种热情重新发作，他准备大干一场。他一开始就搞出了一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当众把剧本一念，大家惊愕不已，哈哈大笑说“不是戏”，又都说很新鲜，承认他有创造精神。为此，他感到满足。就是因为这点“创造精神”，团里决定让他当专业创作员。那时写剧本都要经过集体讨论。讨论时，作者只能听着，点头，做笔记，不能争辩。一个剧本，磨来磨去，变得八面溜光。写了两年剧本，他的独幕话剧《青竹》终于在《广西文艺》1965年6月号上头条位置发表。为了援越抗美宣传需要，该剧后来被编为同名连环画出版。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挨整，在不能参加造反的一段空闲时间里，读了一些书，有鲁迅的杂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1959年至1963年的《人民文学》等。涉猎的领域多，艺术修养在无形中得到了提高；读书又使他积累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这些都是他后来走上写小说道路所必不可少的。
1970年，他转业回湘，担任长沙市群众文艺工作室文学组组长。
《中伙铺》以轻松、新鲜而活泼的笔调把读者带入一个美丽乡村，超脱了当时文坛上千篇一律的模式，在《湘江文艺》1972年2月号发表，是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当时许多作家对此篇小说给予了较高的评论。写这篇之前，他研究了当时的所有文艺刊物，发现作品的雷同现象十分严重，好像都在套一个模式。他决心写一篇与众不同的东西，从各个方面都与时行的众多作品区别开来。他这样做，果然成功了。从此他对待每一次创作都设法做到与众不同。该小说被《中国文学》杂志社发现，即刊发该刊英文版1972年第12期上，被译作《小旅店》。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1949--1979湖南短篇小说选》（上、下册）。
紧接着，《长沙文艺》1973年第1期推出了他的短篇小说《山村五月夜》。此篇又为《中国文学》译载选用。这一来，他似乎在迷蒙中看见了一条有希望走通的事业途径，于是果断地决定缩短战线，不再写剧本和其他，连学了多年的音乐也毅然抛弃，孤注一掷，专攻小说。他把业余时间利用起来，长期在办公室开铺，很少回家度夜。
连续两个短篇的成功，他并不满足。他深知自己笔头不硬，必须不断地写，才能得以提高。 一次他与画家邓辉楚去湘粤边界的大山采风，一路上感慨不已，认为“大山”这个题材独特，回来之后着手写《小兵闯大山》，写五个小孩上山采药，写南方大山区的风光，避开当时无孔不入的路线斗争。
《小兵闯大山》完稿后，托老作家柯蓝老师把稿子交给《湘江文艺》，却石沉大海。后，他把稿子要回来，冒昧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通知他前往修改定稿。他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将原来9万字的中篇扩展成了35万字的长篇。1976年《小兵闯大山》付梓成书，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通过一支小兵采药队深入九峰大山采药中所展现的尖锐、激烈、惊心动魄的斗争，着力塑造了王小苗这个少年英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形象鲜明，矛盾斗争激烈，故事情节曲折，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小兵闯大山》出版后，正值大写“走资派”的时候。他又突然决定，走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不但只字不写“走资派”，而是写相反的内容，他便构思写《将军吟》。这一行动在当时可以说是极端危险的。
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场大斗争的漩涡之中。他和许多人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狂热、迷惘、痛苦，然后逐渐清醒的过程。他在部队参加过一些核心会议，了解空军内部夺权斗争的内幕和细节。他冷静地观察着、思考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把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判词喊出来。
1976年初，《将军吟》构思日趋成熟。当时他一位好友在湖南浏阳文家市工作，替他找了一间空着的小楼房间，莫应丰就蛰伏在这座小楼里，吃着清汤寡水的集体伙食，抽着友人送来的香烟，从3月份写起，每天7点半开始写作，中午睡个午觉，然后一直写到晚上12点，夜以继日，奋笔疾书，秘密地写起那时可能招致杀头的小说，至6月底一气呵成，达47万字。
《将军吟》以空军某兵团司令员彭其在十年浩劫中遭受迫害的经历为主要线索，通过对三位将军不同性格和命运的描述，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控诉了“文革”的罪行，比较深刻地、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极其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作者以饱满的政治激情，歌颂了老一代革命者彭其坚持革命原则、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高风亮节和英雄气概；也刻画了赵大明、陈小炮、彭湘等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形象。作品故事引人，人物性格鲜明，富有生活气息，语言清新，是一部发人深省的长篇小说。
小说脱稿时，面对浩渺星空，他即兴赋诗：“含辛茹苦愤无私，百万雄兵纸上驰。泪雨濯清千里目，将军一梦醒其时。”声音低沉悲壮，吟罢，将目光投向那轮朗月，泪光闪烁。他是带着一腔愤懑投入写作的，每当写到兴奋处时，便哼起《国际歌》，写到悲伤处时，就有断断续续的抽泣和呜咽声缭绕于窗前的树梢，痛陈“文革”带来的苦难，他与局中人同悲同乐，只有把缕缕悲痛撒向寂寥的夜空。
这个故事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它从正面表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从而给历史留下一面镜子,而更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深度超过了正常的历史理解力与想象力。与正面的时代生活相比,作者的笔端显然更多而且频繁地沉溺在个人生活的世界里,显然更倾向于个人的情感反应与心理态度,在谁也说不明白的非理性的颠狂、盲目、任意、破坏与无能为力的状态中,彼时的时代成为了他笔下沉重的阴影。真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现实，不是在沉默中灭亡，便是在沉默中爆发。
刚完稿时，他小心翼翼行事，用木板制成木盒，装入书稿，再用塑料袋裹好，藏于友人家中，等待有朝一日云开日出、明媚春天的到来。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文艺界承前启后、拨乱反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盛会。会议宣布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剧协、音协、舞协、影协正式恢复工作。
1978年11月他调潇湘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1978年冬天，韦君宜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湖南组稿。莫应丰找上门来，与韦君宜谈起《将军吟》的创作过程。韦君宜答应接受这部稿子，带回北京去看。
稿子带到北京，第一个看稿的编辑看完之后击节感叹：“真好啊！但是，这不是否认文化大革命吗？能不能出版呢？”他想说不出版，但是又舍不得。想说能出版，一个人又不敢承担这个责任。于是，传观给另外几个人。当传到韦君宜手里时，她即被作品真切的细节、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所感动。她想：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样子，作者虽然是怀着爆发的热情写的，但写得很严谨，每个人物都是经过深入思考而仔细描画的，结构安排妥当，情节奇巧而入情入理。这是第一部正面描写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他们一致同意出版这部小说。
但作品中太露锋芒的内容，在当时的语境下不得不要修改调整。出版社把莫应丰请到北京，韦君宜和编辑们与他一起研究修改，出了很多主意。莫应丰多日通宵达旦，关在小屋。
莫应丰离京后，编辑们发现，他并没有接受编辑部的修改意见，几乎保持原貌。韦君宜再次站出来，以对小说的真知灼见默许了莫应丰坚持自己的态度。
责任编辑刘炜对这叠沉甸甸的稿本爱不释手，上班下班，竟然用自行车驮来驮去，直到看完全卷，人物形象依然久久在她脑海中萦绕、跳跃，挥之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春天创办《当代》杂志。总编辑韦君宜在《当代》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记录了这个历史时刻：“春光明媚，百花吐艳，在一年中最好的这个季节，我们开始创办文学杂志《当代》。”《当代》当时为季刊，第3期以第二条的位置刊载了莫应丰的《将军吟》第一卷，第一条是王蒙的《布礼》。这本杂志厚达320面，或是《当代》杂志历史上最厚实的一期。小说一问世，反响极大，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得到民心的认同。
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开幕，这次会议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里程碑，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3000多人参会，是“五代同堂”“海内外共聚”的盛会。莫应丰在会议期间对朋友说：“若不是韦老师以惊人的气魄推出《将军吟》，说不定我还在混日子呢！”又说：“我只是珍惜自己的作品，不愿被人磨去锋芒，而韦老师推出我的原汁原味的《将军吟》，则表现出前辈的道义和担当。她是我文学道路上的贵人和福星。”
1980年7月，湖南省作协主席康濯撰7千字长文《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刊发在《文艺报》，对莫应丰作品加以介绍和评论。
面对荣誉，莫应丰并没有沾沾自喜，他编了四句顺口溜：“昨日高山，今日泥丸，不喜后顾，只往前攀。”
从1980年开始，《将军吟》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陆续出版，迄今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各年代的各类版本八九个。多年后，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该书的责编刘炜感慨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这样的胆量和气魄，是难能可贵的。也可以说，《将军吟》是作者用自己的血和泪铸成的。”
1976年10月后的一段时间里，创作界并没有立刻活跃起来，过去那一套还在继续作祟。他认定文艺大解放的时机一定会到来，于是从1977年冬季开始，又按照自已的认识，开始写另一部长篇《风》。这是出版时间最早的一部描写十年动乱的长篇小说。《风》于1978年4月在长沙市文化局完稿，同年9月在橘子洲头改订。1979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40万字。小说描写临江市三中的教学活动和市话剧团创作演出中的种种矛盾和斗争，生动地揭示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谁要违反人民的意志谁就必将灭亡的真理。作品人物形象鲜明，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语言优美，生动，幽默。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将军吟》之后，莫应丰接受韦君宜老师的建议，开始把目光投向湘蜀这片热土。
这时，有《“迷糊”外传（一）》即《宋迷糊审案》）和《宋迷糊告状》接连在1978年5期和1979年1-2期《湘江文艺》发表，后入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神圣的使命》一书。儿童文学《走出黑林》1979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竹叶子》刊发于1980年9期《人民文学》“小说专号”，该篇后来入选《农村短篇小说选》一书。中篇小说《半月塘传奇》为乡居偶得，写成于1981年春季的长沙，刊发于1981年第6期《十月》，后出了连环画，还被改编成剧本，1982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竹山青青》。短篇小说《猩子和凤子》参加《中国青年》杂志“五四青年文学奖”短篇小说征文赛，被载于1981年《中国青年》第17-18期上。
“寒风摇撼着水晶样的树枝,不断发出碰撞和碎裂的响声。这是一个干冷的夜晚,万物冻僵,充满着死的沉静。在公社肉食站门前的屋檐底下,有几个人笼着手,缩着肩,互相倚靠在一起,不断地跺脚取暖。冷啊!一个个冻得牙齿打战,连说话都带着颤音……”这是《屠夫皇上》里的描写，生动传神。该篇发1981年第10期《人民文学》。《村里的笑声》原发1981年第10期《小说月报》，《老百姓的节日》原发1981年第1期《湘江文艺》，被1981年第2期《小说选刊》选用，《卡子上的亨哥》被载于1982年7-8月号《新创作》。
中短篇小说集《迷糊外传》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8万字。收录了《屠夫皇上》《老太爷回乡》《村里的笑声》《老百姓的节日》《 竹叶子》《猩子和凤子》《宋迷糊审案》《宋迷糊告状》《宋迷糊守卡》《半月塘传奇》等，这个集子里，我们看到一个作家用两支笔写作。一支是幽默的笔，写下了宋迷糊、老太爷、包屠户、葛大妈等呼之欲出的人物，读来令人捧腹；另一支笔是抒情的笔，用优美的民歌调子，唱出竹叶子、猩子、凤子梨妹和上游哥这些可爱的人们心中的喜悦、怨情和柔情。无论是前者后者，都具有同样的功能:发人深省。
1981年第4期《当代》发表了中篇小说《麂山之谜》，1982年《当代》增刊刊用了中篇小说《在水碾坊旧址》，吉林《新苑》1982年第2期发表中篇小说《人去两三天》，《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选载了该小说。长篇小说《心囚》于《百花洲》1982年第6期发表，里面“作家庐山谈”栏目有他的一篇《强者的文学》文学感悟，该年夏季，莫应丰应邀参加了由《百花洲》编辑部组织的庐山笔会。
创作之路不平坦，莫应丰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内心在说：这个茅盾文学奖只是重新起步的一个起点。
回到长沙，湖南省文联、作协湖南分会祝贺他和古华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为他们凯旋归来举行了会议。莫应丰在会上说：“获奖，只能说明过去，前面的路还很长。我要选下新的标尺，继续发奋，向着当代文学的奥林匹斯山攀登！”又说：“我深知自己入门不久，还是比较无知和幼稚的，要成熟起来，必须加紧学习。我不熟悉的生活太多了，需要大大地打开视野……”
于是，莫应丰继续拿起笔，又一头扎进了浩瀚的文学海洋里。
1983年第1期《钟山》刊出他的中篇小说《难与人言的故事》。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莫应丰中篇小说集》，收录《麂山之谜》《人去两三天》《在水碾坊旧址》《半月塘传奇》《难与人言的故事》5篇，“文以曲为贵”，无论是悲壮的动物寓言故事《麂山之谜》，还是感叹人生之不幸的《人去两三天》及其他，都是将深刻的哲理寓于典型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之中。运笔委婉、含蓄，或高唱，或低吟，自成一格，读来余味无穷。
1983年11月，他调湖南省文联参加党组工作。先后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联党组成员、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湖南省政协委员等职。
以《麂山之谜》命名的包括有《竹叶子》《屠夫皇上》《村里的笑声》《老太爷回乡》《满公司趣事》《卡子上的亨哥》《麂山之谜》《人去两三天》《难与人言的故事》等9篇的集子于1984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26万字。这是作者的一个自选本，作者从一种野生动物的生活悲剧偶然联想到人类的发展史，他想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一国一时一事。作者说，现在“文革”已作出了历史的否决，而它所造成的恶果，至今仍未清除干净。
为配合蓬勃兴起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984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共收25篇全国各地报纸、杂志发表的佳作，莫应丰的《妻子的梦》位列第四篇，1984年第3期《新华文摘》转载了它，该文首发《上海文学》1984年第1期。1984年第4期《文学月报》“小说专号”推出中篇小说《山高林密处》。
《美神》这部长篇小说，通过美丽的待业青年节节青和她的一家在十年动乱中的曲折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对人的迫害、对人的性格的扭曲，赞扬了劳动人民心灵的美。小说人物性格鲜明，故事引人入胜，闪烁着哲理的火花。生活气息浓厚，富有山乡风土人情味，语言流畅，艺术上有新的探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30万字。
1985年第7期《文学月报》刊发短篇小说《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1985年第10期《人民文学》刊发短篇小说《驼背的竹乡》，编者按语说：“莫应丰打破其惯用的写实手法，用《驼背的竹乡》之变形，针砭了以丑为美，以反常为正常的古老而陈旧的意识，读来未必可以一笑了之。”作者说：我一直不敢回老家,这使我非常痛苦。请不要误以为我是一名逃犯。我在那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劣迹,可我就是不敢回去。我的家乡在哪里?从地图上看,近在咫尺,而在我的记忆中,它离得很远很远。有时甚至怀疑,我到底是不是那里的人? 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连外国人都知道。中国不是出产竹子吗,中国的竹子很多就出在我的家乡。满山的竹子,满山的诗,绿葱葱,水灵灵,笔直，挺拔,高风亮节。
《竹叶子》《桃源梦》等优秀小说都以偏僻山村为背景，以承受苦难的年轻女性为描写对象，深刻揭示乡村生活的保守僵化和扼杀人性，同时充盈着质朴和纯洁。1985年春，他请了3个月创作假，在长沙县江背区五美乡政府一间安静的房子里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桃源梦》。《桃源梦》是新时期文学中出现较早的一部反面乌托邦小说。它完整展示了“天外天”以善为本的道德理想国由产生到崩溃的全过程,着力表现一种将乌托邦的逻辑推到极致后所发生的逆转。这部小说在荒诞骇人的故事中，包含着对人类历史、对现实社会的深沉思索，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紧张,忐忑不安和带有恐惧感的阅读效果。该篇原载《文学月报》1985年第7期，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卅五周年纪念刊《当代长篇小说》选载了，1987年《畅销书摘》第3辑予以转发，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桃源梦》单行本，19万字。
《桃源梦》自出版后，引起读者和学术界的关注，当时有于文奎《读莫应丰<桃源梦>》，有叶芳《文明与愚昧的倒错——读<桃源梦>随笔》等，到2014年，《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有署名文章《重读<桃源梦>——善化之邦的崩溃与反面乌托邦的兴起》，均从人性善恶角度等方面进行了阐述。笔者的大学老师胡宗健教授，中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在他出版的著作《文坛湘军》里，专门评论了莫应丰的《桃源梦》，题为《读莫应丰<桃源梦>随想》，文章开头是这样入题的：“似乎没有一部当代长篇像莫应丰的《桃源梦》那样把性生活行为化和特写化。无论写狗贱与早啼，写牛人与人牛，写浪子瓜青与寡妇的性生活，都诉诸了正面描写的笔墨。”
《湖南文学》1986年第2期刊发《死河的奇迹》，《文学月报》1986年第8期刊载《重围》，1986年第10期《天津文学》刊载《摆西人的幽默》，这是一组颇有点怪诞的短篇小说，显示出莫应丰正在努力超越自我的一种探索。莫应丰从他自身甘苦备尝的创作轨迹中,从纷纭流动的当代生活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中,开始了对自己的不满,开始了自我更新的观照。于是便有了这一组小说,竹乡里永远的驼背、四聋子神秘的失踪、八千米导航台上不眠的夜以及摆西人奇诡莫测的幽默方式。它们不再像他从前的作品那样如八月山溪水清澈见底,而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出一个扑朔迷离的陌生的莫应丰。那些讽刺手法的运用，给人以痛的领悟。
1986年4月，第一届人民文学奖评选揭晓，共有13部长篇小说获奖。这13部作品，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至1984年8年间出版的130多部长篇小说中评选出来的。莫应丰的《将军吟》在获奖作品之列，排第二位。
《上海文学》1986年第12期以12个版面刊载了中篇小说《仁兴公·义兴公》，该杂志1987年第3期又刊载了短篇小说《罪过》，同期亦有关于他作品的评论《对民族性的反思——读莫应丰中篇新作<仁兴公·义兴公>》。1987年第1期《小说界》刊发了中篇小说《黑洞》，1987年第4期《芒种》发短篇小说《秋萌》，1987年第4期《延河》推出短篇小说《修鞋艺术家》，《菊月》入选《百花洲·百期佳作》第一卷。通俗小说他也写，如《城市与活文物》，发《文学天地》1986年创刊号上。纪实文学如1987年第10期《文艺生活》上的《冒险家的事业》。报告文学如《千里巡路话坎坷》。
莫应丰编著的《湖南实验小说选》，1987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韩少功、何立伟、徐晓鹤、蔡测海、叶蔚林、聂鑫森、残雪、莫应丰、蒋子丹等名家的短篇小说，莫应丰入选的是《死河的奇迹》。
1989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黑洞》集子，选录了《难与人言的故事》《竹叶子》《屠夫皇上》《老太爷回乡》《菊月》《秋萌》《驼背的竹乡》《死河的奇迹》《黑洞》等中短篇小说9篇。
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莫应丰》卷，选录了《竹叶子》《老百姓的节日》《麂山之谜》《屠夫皇上》《人去两三天》《难与人言的故事》《山高林密处》《驼背的竹乡》《黑洞》等中短篇小说9篇，基本上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历程和艺术风格。
他前期小说以强烈的干预生活的意识，把握时代脉搏的变化，致力于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后期小说着力于开拓文学的新天地，探索人性的奥秘，关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他思想深刻，锐意创新，是有才华的、中国当代文学杰出作家、文艺活动家。
莫应丰其他体裁的文章也有不少。他的散文、评论等有近100篇闪亮于读者视野。
有载于《人民日报》上的《难忘布莱德湖》、载于《湖南日报》上的《毛板船哟》，《我的小鸟儿死了》被选入《1980—1984年散文选》，1985年第4期《散文选刊》选载，并在《散文》获奖。1982年第3期《广州文艺》刊发《鹞鹰的眼睛》，1983年第1期《芙蓉》刊发《下一步怎么办》，1983年第2期《资水》刊发《老枫树》，1985年第3期《美育》刊发《男性美，力的美》，1988年第9期《家庭》刊发《事到如今悔也迟》，1988年12期《美术家》刊发《陈白一：独树一帜的国画家》，《年轻的朋友》入选《长沙之光——橘洲散文选》。等等。
随笔、评论遍地开花。如《如何深刻反映农村生活》《自知是棵灵芝草》《文人相亲二例》《厂长原来是画家》《寄望于将军们》《来访的长发青年》《逆水行舟115天》《善为人而后善为文》《文学的多元化与作家的多元艺术素质》《我的广袤的开阔地》《文以曲为贵》《从做菜想到植竹》《熟能生拙》《<0号首长>读后》《关于<将军吟>的创作》《从作曲到作文》《小说的新生命和新功能》《漫谈<竹叶子>》《开卷得益，精读多思》《谈<迷糊外传>》《湘军诸将小说笔谈》等等，这些作品刊发在《写作》《书林》《作家》《文学角》等杂志上。《海南与妻书》在他刚离世时发《海南纪实》1989年第2期，催人泪下。
此外，莫应丰还有一些题词。如发在1986年《作家书画》里的“思无定契，理有恒存”，1987年给《遵义文学》的题词“登山无坦路，入海可随流”，1987年题君山洞庭山庄“何须观泪竹，是必梦湘妃”，为桃江一中“凤凰山”文学社题写刊名。还有不少私人联语相赠。
1989年2月莫应丰不幸英年早逝，闭上了他那双睿智的眼睛，但他的文字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永远闪耀着金光。其作品共达400多万字，许多被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将军吟》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竹叶子》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先后荣获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以及《当代》荣誉作家称号等。
莫应丰曾说：“我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作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作家对于时代，应该是一面镜子；作家对于读者，应该是一个良友；作家对于妖孽，应该是一把尖刀；作家对于明天，应该是一只雄鸡。”他用51年人生，40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向世人诠释着文人的责任感和勤奋精神。莫应丰，中国当代文坛上一座正直高大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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