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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父亲病重，雁娥姑姑从九江专程赶到长沙看望他，父亲问她：“娥妹子，等我出院了以后到你们庐山去休养吧。” 姑姑不同意，“哥哥，我们是山里的孩子，看山已经看腻了，我们还是去海边吧。”
他们怎么是山里的孩子呢？在我的印象里，每次回桃江，都是回株木谭，这里是一片平原景象，顶多有些小山包。直到两年前回桃江，我才第一次来到大华村——有许多莫氏族亲居住在此的老家，父亲和他的弟妹曾在此度过童年。汝厚叔带我们沿小路上山，穿过高高的竹林，来到半山腰，他指着一处竹林说：“你们家的老屋原来就在这。” 环顾四周都是山，而天空就像个大盖子，这里是真正的山里人家。前方还有一座更高的山，他们说，翻过那座山，才是我们家的竹山。
满山的竹子、满山的诗，麂山黑林深，桃源山村远，这山和竹，一直是父亲创作的源泉。
山歌是山里人的流行歌曲。叶梦老师回忆：莫应丰老师给他们一桌子人唱过山歌，而且是桃江的“骂歌子”，会不会是小说《黑洞》中“蚂蚁子上树肉坨坨”呢？我们不得而知。叶梦说：“你爸爸一个人在山上寂寞了，没有味道了，就喊几句山歌。其实呢，那是他与山灵的对话。” 他是个热爱自由的人，喜欢无拘无束，想唱就唱。
1956年，莫应丰没有告诉家人，带着自己攒的路费偷偷离开家，来长沙报考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附中 —— 这所艺术师范与中南音专合并，成立湖北艺术学院，也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武汉音乐学院。
艺考现场，他的益阳老乡王卉波同学听见熟悉的家乡民歌，跑去一看，见莫应丰正在唱民歌，现已从武汉音乐学院退休的王教授对我说，“你爸爸唱得很漂亮。”
至于二胡考试，应丰曾和朋友们描述——进考场，老师给了一把二胡，他拉了一下。
应丰：“老师，这二根弦子音不准。”
老师：“不准，那你调啊。”
应丰就调音，调准了，问：“‘拉什么曲子？”
老师: “可以了，考完了，下一个。”
老师考的是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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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此之前，应丰已苦练了很久二胡，崔哲畴老师是他的启蒙恩师。有一次，他为了准备二胡独奏，每天晚餐只吃一点冷饭便往学校跑，为了抢在晚自习之前练琴一小时。他从练音阶始至学会拉《良宵》，前后只用了不到八十天，参加全市学生汇演，给他带来了成功的喜悦。[1]
除了崔老师的言传身教以外，应丰的二胡技艺还得益于一些民间艺人——确切地说——是一些盲人的帮助。原来，在桃花仑瓦窑村，有一所挪威传教士建于20年代的信义瞽目院，他们收留照顾盲人盲童，是因为当年盲病在中国爆发，许多孩子在妈妈怀孕或生产期间感染了病毒，传统中医无法治愈，病情恶化导致失明。这所信义瞽目院就在应丰借住的茅草屋旁边，一直到1956年之前都运转正常。瞽目院有好几排平房，盲人们住集体宿舍，床铺整齐，条件比应丰和几个同学的茅草屋还要好。盲人可以读书，也可以在院子里工作，为了让这些孩子掌握一技之长，将来可以独立生存，瞽目院还聘请民间艺人为盲童上课，教授乐器技能，围墙内时而飘出拉二胡、吹笛子的声音，应丰听得入神。
应丰发现，这些孩子学习的是盲文，每当他们从院子出来，就前后排好队，弱视的师兄走最前面，后面的孩子搭前面的肩膀，连成一串，像个糖葫芦，步伐一致地往前走。这些为黑暗所困的人，却有着灵敏的听力，他们摆弄起乐器来，具有常人没有的辨识力，应丰向他们求教，他们眼睛虽看不见，耳朵一听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真是绝了。
看到他们，应丰想起自己的身世，相比起来，他们岂不是更可怜的人？命运对他们尤其不公，不过，即使生命卑微，他们还在顽强生存，也许，应丰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的，不仅仅是音乐技巧，还有身处黑暗、心存盼望，有信、有望、有爱，“苦虽苦，乐呵呵，满怀希望”[2] 这情景与应丰的际遇不谋而合。他早年的生活已经教会自己——生活有时就像只老虎，拦在你面前，你得冲着它迎头上去，老虎也许就跑没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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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附中的课程是系统而又专业的。基本乐理用苏联斯勃列夫科夫的《基本乐理教程》，和声课要背交响乐主题，民歌课学了两年，要求学唱、背中国民歌、戏曲和曲艺，还有合唱课、民乐合奏课。另外有门最重要也是花时间最多的视唱练耳课，任课老师舒琛珍毕业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后去北京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他要求学生对高、中、低、次中音谱表用固定调唱，口唱一个旋律，右手在钢琴上弹一个旋律，左手弹一个旋律，后来教改，要求用首调唱名法在任一个调、任一个谱表中把唱词立即唱出。[3] 这样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对他们后来学作曲阅读交响乐总谱很有帮助。
应丰留下许多当年的听课笔记 —— “作品分析笔记”、“多声部练习”、“多声部音乐的概述”、“作曲课合唱单元笔记”， 其字迹工整，内容非常详细，五线谱——有的是钢笔画的，有的剪下来，贴在笔记的中间，像一本本内容完整的音乐教科书。比如其中一本1960年10月记录的《多声部练习》，一共10页五线谱，整齐的格子线，音符仍在上面跳舞，岁月悠悠60年，乐谱的封面和纸张已成黄褐色，墨水所画的音符颜色依然深沉，它们见证了主人的勤奋，见证了主人的音乐梦想，他在这条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极认真。
1958年，附中三年级，全校下乡搜集民歌。有了前面的基本功，同学们记录民歌当不在话下。他们由老师分头带队，一队去了鄂西鹤峰、恩施、利川、巴东、咸丰，一队沿长江上行，去秭归、宜昌，这是同学们第一次接触到原生态的民歌，他们大开眼界：成群的山民，一边薅草一边喊山歌，歌声高亢、明亮，令人荡气回肠；西陵江畔，船工号子雄浑、有力，旋律与内容融为一体，船工们现场即兴编唱，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不枉此行，学会了薅草锣鼓、花鼓戏、摆手舞，他们带着山歌、船歌满载而归。
回校的汇报演出，他们创作出很多生动活泼的音乐和舞蹈，如骆季超的高胡独奏《蓝河谣》《土家人之歌》，秭归队创作的《船工舞》，同学们模仿船工爬在地上拉纤。王卉波教授回忆说：“他们很好玩，爬在地上跳舞，你爸爸是领唱。” 这点我信，爸爸的嗓音浑厚，是个男中音。
因着王教授的这句话，我一直以为，爸爸是沿着长江上行那一队去秭归和宜昌采风的，直到我发现一本记录民间音乐的手稿和几段临别赠言，知道他与民间音乐结下了深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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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遗物中有一本硬壳封面的红色笔记本，是父亲1958年11月被学校派往武汉展览馆参加三个月的布展工作所留的纪念本，记载了父亲学生时代写的诗歌、采集的歌曲和朋友的临别赠言。其中有一张照片毫不起眼地躺在某页的角落，只有两张邮票大小，却是父亲与民间音乐之缘很好的见证。
照片上，父亲和一位老者正坐在一张条凳上切磋唢呐技艺，他们的身后是一座茅草屋。父亲还是学生模样，戴眼镜，稍侧身面向老者，手把唢呐举在胸前，眼神专注而认真，旁边那位老者头戴瓜皮帽，用食指点在唢呐上，似乎正在讲解要领。
雁娥姑姑见此照片，有些怀疑那位老人就是他们的爷爷莫燮家，这令我一阵兴奋，因为我从没见过太爷爷，他在1972年我才两岁时就过世了。据说太爷爷曾兼做郎中和地生，既会把脉开草药，又通易理，经常手持罗盘给乡里乡亲看风水。父亲曾在《自传》里写：“我小时候酷爱音乐。开头并不知音乐可以为饭碗，只是盲目爱好。没有老师，我到戏台旁边仔细观察人家怎样吹唢呐，很快把唢呐学会了；没有乐器，我自己动手做胡琴，居然也能发出声响。”他的第一支唢呐曲《大开门》是爷爷教的，如果照片上的老者是我太爷爷的话，难道爷爷的唢呐是太爷爷教的？这样的猜想很快就被否定了，堂叔莫汝厚确认说那不是他们的爷爷。
这张照片在莫应丰研究会引起了讨论，有说照片是在桃江拍的，有说是在湖北读书期间向当地老艺人请教，有人根据他的读书年纪推断照片拍摄的年份；也有人分析说：这是银盐胶片，不像1952年前的老照片，拍摄的年代应该不会超过1959年；两人穿棉衣，地上还结着冰，老人家穿着防滑用的木屐，说明天很冷，不过两人的衣着时代感却完全不同，考虑到那个年代能照上相很不容易，因此照片有可能是摆拍，比如参加假期社会实践，由学校安排拍的照。这段分析我认为很有道理，因为照片上这件体面的棉衣显然不是父亲自己的衣服，父亲的学生时代生活相当拘谨，他的老同学——武汉音乐学院赵德义院长和他夫人晏成佺曾向我证实，因为当时学校是师范类院校，招生时宣传不用交学费，于是吸引了许多像他们这样怀揣着音乐梦想穷人家的孩子，同学多家境贫寒，衣着破旧。
事实上，父亲整理过一本《民间吹打乐曲集》，向民间艺人请教吹唢呐的照片，极有可能是他们去湖北某地采风时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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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展览馆高教馆的布展工作，无疑是父亲人生中一个重要节点。我在八十年代从广州回武汉，每当路过展览馆，总要对这座苏式建筑多望一眼，因为那是父母相识的地方——在高教馆工作的三个月期间，21岁的父亲不仅收获了许多友谊，也结识了他生命中未来的伴侣。
展览结束一个月，父亲升入本校作曲系学习，即被派往沙市，此行目的是配合艺术学院搞教育改革，向民间学习，作田野调查，采访收集民间音乐。在五十年代，沙市是一座冉冉升起的轻工业城市，她紧邻历史名城荆州，两城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属一脉相承。
不知武汉音乐学院的校史档案资料中是否还留有这本五十年代的《民间吹打乐曲集》，这是由柏祖章口传、莫应丰记录整理的乐谱，编印于1959年3月，编印单位是湖北艺术学院荆州大队沙市中队。父亲保存有一本这样的油印资料，它采用简谱记载，乐队由两支小喇叭、两支竹笛、鼓、大锣、大钹、小钹各一组成，分唢呐、笛子、锣鼓三类曲目，记载了包括《云柳思》《得胜令》《一风松》《双五锤》等28支吹打乐简谱。我发现，父亲记录整理的这些音乐与其相关的民间艺术，五六十年代在荆沙地区非常盛行，现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就是流行于荆州的民间艺术——“挑担围鼓”，当地俗称“挑鼓架子”，它是集音乐、木雕、刺绣于一体的民间综合艺术，挑鼓架子是木匠模仿楚地的“虎座鸟架”制成，前锣后鼓，中间装镜子，加以楚地传统的漆雕技术，制作相当精美；其演奏乐曲一部份源于明、清散曲和套曲，一部份源于荆楚民间音乐。清朝时，荆州城曾为将军府所在地，过去将军出行，都用“挑担围鼓”演奏；另外，逢年过节、生日婚娶、民间喜庆的时候，民间乐队就把挑鼓架子挑出来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然而在文革期间，这种民间艺术形式被认定为“四旧”，几乎被毁为殆尽，八十年代才重新恢复，如今传承人凋零，景况大不如前，早年流传下来的曲谱应较少见，我曾见过挑担围鼓传承人手中所记的乐谱《云柳思》，仍为传统的“工、尺、上、士、合”，即工尺谱，父亲作为受过正规音乐训练的学生，他用简谱记载、又是在五十年代挑担围鼓鼎盛时期由民间艺人亲自口传的乐谱，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的历史资料。
写此文的时候，我正在布里斯班南部的乡村旅行，白云苍狗，田野葱葱，风景如画，却未曾听说这个镇子和那个镇子有不同的民歌。澳洲有土著音乐，有早期殖民者留下的歌，但其数量和丰富性远不及有着悠久历史和根植于农耕文明的中国民歌，我不禁想起1959年3月底采风结束时，一位名叫朝富的朋友随手摘抄赠予父亲的九首民歌，比如“我是喜鹊天上飞，他是山中一枝梅；喜鹊落在梅树上，石滾打来也不飞”，“前山连着后山坡，上垄禾连下垄禾；好像一铺绿毡毯，缝得牢牢难撕破。”还有一位史姓朋友在沙市京剧院后台给父亲写下的临别留言——“当一个艺术工作者是幸福的”。是的，古老广袤的大地孕育出丰富多彩的地域音乐，莫应丰，作为一名还在学艺的学生，忠实地记录着这些美好，他在荆沙地区下乡采风约有月余，返校继续学习作曲和创作。他哪里晓得，若干年之后，他苦苦寻找的女儿们，就迁移到了古城荆州——他曾经采集民歌的地方，在这里渡过了她们的中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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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三年级的某日，莫应丰收到一封家书，家里出了大事，让他速回家。
他已经五个年头没有回老家益阳了。和一些外地同学一样，他在外面兼课、拖板车挣的钱只够交学费和伙食，根本没有路费回家，所以每个假期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况且即使回到家也没有他的口粮。在大学那几年，他们赶上了众所周知的困难时期，学校伙食很差，同学们个个面有菜色，每到晚上11点，他们饿得发慌，就花三分钱在学校门口买碗萝卜汤充饥。[1] 接到这样一封急函，父亲连忙买票赶回益阳。
我不敢想象父亲回到家乡所看见的情状，我想，那是袁隆平先生在60年代初所见到的大概是一样吧，野有饿殍，触目惊心！袁老后来反复讲过多次，只要涉及到粮食问题，他就要从他亲眼目睹的那一幕悲惨情景讲起。父亲在小说《死河的奇迹》曾有这样一段描写：“有一年，我们村里的人一齐发了癫，不种粮食炼钢铁，砸了现成的铁锅，烧成铁水凝成坨，用不得。仓里的存粮吃光了，只好吃草，与猪牛共食。猪是大肚子，牛的肚子更大，牛吃一天人吃一年。又只好把猪和牛都杀了。杀了牛，谁来背犁耙？那些吃草的癫子，自己顶了牛的差事。人力到底不如牛力，累死累活，田里还是结不出几粒谷子来。好在春雨一下，去年吃光了的草，今年又发出嫩芽来，饿得将死的人，又有了草吃，总算没有都死光。” 就是在这样的景况之中，父亲回到阔别五年的家，我爷爷、奶奶已被送进了疗养院，他们腿部浮肿，门槛都迈不过去，那是致命的浮肿，由饥饿引起，浮肿之后便是死亡，这是一条饥荒年代的规律；他回到家，眼前又是心酸一幕：四岁的小妹妹翠英营养严重不良，她捏着小得可以伸进花瓶的拳头在床上呻吟：“我要吃点红花草呢……我要吃点干菜呢……” 那都是作肥料的草，牛吃多了都会生病——至亲的一家人挣扎在死亡边缘！他想起出门读书那年，两岁的小弟弟莫放文不就是这样营养不良而早夭的吗？
人间之悲惨，农民尤甚！在《将军吟》第三部的创作计划里，他曾写过一段笔记：“……农民遭受种种灾难，令人想起革命动机，痛心疾首！”
”崽啊！”爷爷对他说，“你如果现在不去工作，只怕我享不到你的福，你以后想尽孝也无人可尽了！”
学业、事业与亲情，孰轻孰重？多年来追求的梦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他又该如何选择？现实太迫切，不给人任何机会，理想太遥远，不给人任何希望，一个农家子弟又有多少选择的自由呢？他带着焦急而又沉重的心情回到学校，递交了退学申请。
退学的前一天，他在蛇山上一座茶馆里，一杯茶，枯坐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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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了音乐梦想所走过的艰难，所付出的努力，都要成空了吗？他“日思夜想，梦想成为一个神气十足的作曲家”[2]，事实上，他所在的作曲系果然人才辈出，有的同学后来成为音乐学院院长、副院长，有的成为作曲理论教授，有好多位国家一级作曲，还有歌舞团团长、律学学会会长，个个学有所长、成绩卓著。父亲是个有着伟大抱负、立志要做大事的人，然而现实对于他这个农家子弟尤其残酷，他不得不接受命运给他的这一安排。
同宿舍中有一位同学和这些穷学生身世不太一样。他的祖辈家有良田，是湖北枣阳的大户，父母曾留学旅居德法，后归国，1936年南京失守前，他的父亲曾是南京中央大学德语系教授，1957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成立，就是在他父亲的帮助下筹建的，而他母亲曾是金陵女子大学法语系教授。世事风云变幻，他们家后来从南京迁到了武汉。这位出身于地主和知识分子家庭的骆季超同学和贫下中农的后代莫应丰成了好友，皆源于他们对民歌的热爱。
父亲比他大两岁多，同是作曲系学生，是睡上下铺的兄弟。骆季超在中南音专读书时下乡到湖北恩施采风，记录学习了很多民歌，并由此爱上了民歌，他发现，莫应丰经常哼唱的桃江民歌与他们在鄂西学来的来凤县民歌相似，因着这一共同爱好，他们成了谈得来的朋友。 “你太可惜了，莫应丰，你那么聪明，在丹江水库劳动的时候，你的《丹江大合唱》词写得那么好，为什么一定要去工作呢？”父亲很无奈：”骆季超我跟你不一样啊，我老娘穷啊，我在学校里捡烟头抽呢，为什么我留着助学金寄给我娘啊？我顾不得了，我只好工作了！” 他还说准备成立家庭，并把妈妈的照片给小骆看，那时候，妈妈已从武汉幼师毕业分配到了荆州，两人分别近一年，对于父亲退学的决定以及他们俩的未来，母亲其实是有很多担忧的。父亲辗转到长沙、湘潭等地寻找工作，本来被湘剧团录用，后来机缘巧合遇见两个来招兵的空军中尉，通知他到广空政治部战鹰文工团报到，他奇迹般地参军了。
临别，父亲决定把自己宝藏的民歌全部交给同样热爱民歌的小骆，“我没什么好东西给你，你平时喜欢我唱的民歌，这都是我们桃江那里的民歌，是我自己平时唱的，是我的腔调，我把它一首首详细地记谱给你，你今后可以把它用进你的创作中去，你唱这些歌的时侯就会想到我的人，那就是我的声音……” 父亲先是唱，骆季超记谱，后来他干脆一首首、一张张地写给他，由于纸张很差，小骆后来誊抄下来，留存至今已有整整六十年。
父亲就此将他的民歌托付给信任的兄弟，寒灯五载，从此天涯。
他有所不知的是，小骆后来成了著名的作曲家，创作歌曲近千首，改编中国民歌100余首，并且创作大型歌剧、交响乐、室内作品，在北京音乐厅成功举办音乐会，他几年前创作湖南风格的民歌時，还用上了父亲赠给他的民歌曲谱。年界八旬的骆季超老师告诉我：“也许地方民间歌曲集也录有同样的歌曲，但只有内行的人才知道，民歌的主旋律是先辈民歌手在劳动中创作出来的，后代民歌手在演唱时会加上自己的音腔，那些音乐修养高的人则会把这首歌修饰得更为好听。莫应丰本是桃江这块土地上的音乐天才，又被伯乐老师招进音乐学院进行了多方面的训练，他在唱这些民歌时加进了他的声腔，而且还是他亲自记谱，这些歌谱可谓是莫应丰腔调的桃江民歌，它们的价值和宝贵之处就在于此。”
所幸父亲亲笔记录将他的歌留了下来，包括《送郎》《十送》《十个月怀胎》《倒把浆》《劝郎》《十绣》《望郎》《采茶》《五更金鸡啼》，其中我常听父亲唱一首《送郎》，他的嗓音浑厚，唱得兴致勃勃——“送郎哥呀送之在门坊哟边哪哈……”他喜欢边唱边打节拍，很带劲的样子，一点不像是娇羞的姑娘家“送郎”，倒像是男人们要去打擂。同样是这首歌，后来竟然被父亲带到了南斯拉夫——80年代他出国参加笔会，当地文艺界朋友带他们去餐馆，席间有南斯拉夫的民间歌舞表演，他兴致来了，自告奋勇也要唱一首歌，唱的就是这首桃江民歌《送郎》，父亲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乐队伴奏起来后，现场气氛很热烈，大家都随着他的歌声跳起舞来。” 他深知音乐可以跨越语言，可以跨越国界，听说他还颇有创意地将中国的锣鼓点子写进交响乐，可惜不为当时的世代所接受。然而时过境迁，有一位湖南人谭盾，将湘西的巫傩文化加入到他的音乐创作中，成为蜚声国际的一代大师，这已是后话。
一封家书，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他做了决定就不再回头。
1961年8月，一辆绿皮火车奔驰在满目疮痍的红色土地上，火车上，父亲没有带任何行李，他衬衣、短裤，踩着自己打的草鞋，一无所有的他就以这身打扮，南下广州到文工团报到。他在广空经历了另一场洗礼，那里发生的一切，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2022年1月10日
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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