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莫应丰
(原文发表于1983年9月《解放军报通讯》)
一个普通的复员军人一莫应丰的名字，随着他写的长篇小说《将军吟》荣获全国首届“茅盾文学奖”而蜚声全国。
这部在“四害”猖獗时冒杀身之祸写下的小说，无情袒露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内乱混战，着力揭示军队内部在当时的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竭诚赞美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敢于把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的共产党人。这种“棘手征腐恶，奋笔颂光明”的胆识从何而来？对于从事新闻写作的人来说，当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和教益？不久前，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叩门走访了莫应丰。
他不以为然地笑了，坦率地表现出怕我们对他产生诸如“天生闯将”或“唯我独醒”一类的错觉的担心。然后，他感概地谈到：写小说，他还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新兵。过去他是学谱曲子的——十几岁考入湖北艺术学院，学了五年音乐。后来参军在广州空军文工团，仍然以拉琴、打鼓、吹号、谱曲为业。复员到地方后，又搞了几年群众文化工作，要说这几经曲折的事业之路给他的写作以诸多感受，那么首要的一条，则是善为人而后善为文。
他随即把我们带进他九年部队生活的深沉回顾——
如果从个人恩怨来看，这九年从军行对于他并不是一段欢快的圆舞曲。由于他别出心裁又直事不屈的性格，使他常常成为极左时风的对立面，批评改造的重点对象。接踵而起的“文化大革命”，又使他被划进“四类干部”的圈子里。可是，尖锐复杂的政治动乱，使他看到了真善美和假恶丑的鲜明对立，而开始对正义的追求和人生的思考——
当他下放到机场锻炼时，亲身接触到了许多始终作好在必要时与敌机相撞准备的飞行员，为他们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磅礴大气而敬仰；
当他被作为重点改造对象，被发落到一个连队当兵时，竟意外地受到了干部战士的平等相待和器重。他们请他编歌编戏，一起吹拉弹唱。他们表扬他在劳动和执勤中的吃苦能干，十几天内就先后有五次在全连被点名表扬。同这些质朴纯正的人一起生活，使他感到心灵上也得到了美的陶冶。
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使他突然被“革命”的浪潮从一个斗争对象推到了造反的行列。按说，他可以扬眉吐气，为所欲为了。可是，正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得到深入接触了解一些老红军、将军、部长、秘书等人物的机会。大量的揭发材料、原始档案材料，隐藏在堂皇词句背后的内幕以及形形色色不可言传的背景，使他震惊地发现，那些被批斗的将军们，实际上都是正直的共产党人。那些逼迫他们低头认罪的材料，竟然是不可告人的阴谋！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人妖错杂，宛如一部苦涩、悲怆、愤概的交响曲，在他心中愈响愈烈。
多少次黄昏，他随着这种交响曲的旋律漫步郊外，直到半夜甚至凌晨才归寝。于是，人们很快发现，他在运动中消沉下去，逍遥开了。然而，思考的旋律却已经开始激起他对是非的探索，对自己在运动中种种愚蠢表现的嘲笑。对那些“走资派”们的委屈和痛苦的体察……
“但是”，莫应丰追忆地说：“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把这一段生活写成小说。只是觉得应该怎样做人。搞文学的人都说，没有感情就没有艺术力量。感情从何而来？只有从自己的为人而来。为人刚直，有正义感，他才能产生正义的冲动：为人生性乖巧，他肯定是爱既不深，恨也不透的。他自然由此联想到《将军吟》中的彭其司令员。许多人反映这个人物写得好些。为什么？就因为他早已深深地敬慕彭其这类人物，甚至有些偏爱。他忘不了一位比较熟悉的领导干部，一位数十年一半征战一半建军的老将军。在当年造反派组织的批斗会上，他任凭种种毁誉和恫吓，始终刚直不阿。当他得知某上级在北京已密令非打倒他不可的情况时，发生了敌机入侵事件，而他毫不顾白己的命运，照样冒着失职之险去指挥部队，处理军情。他善良憨直，危难之中仍关心战友、妻儿直到普通士兵……虽然莫应丰觉得自己的为人在这位将军面前较之有愧，但他有强烈的意愿要向这种人靠近。这对于搞新闻报道来说，也许是共同的。当你要写一个先进典型人物时，会不会感到的他(们)在你心中有那么崇高的地位，对自己能产生一种感召力，从而才能够写得真切感人呢？
如果说莫应丰的胆识，首先是经过动乱生活的严峻洗礼，使他懂得了“善为人”的重要，那么为人民代言，为人民尽责的使命感，又决定了他写作的严肃态度。
1975年底，他在上海修改另一部小说时，由干“三突出”被当成金科玉律来膜拜。他尝到了依葫芦画瓢的痛苦而无从下笔。这时，他又遇上一件令人非常气愤的事。受命于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的那个《朝霞》编辑部，为了影射攻击邓小平同志的需要，横蛮要求一位青海作者改变他一个电影剧本的主题和写法。那位同志找莫应丰给出出主意，莫应丰当即愤慨地指出：你愿意做一个没有良知感觉的工具吗？那你就听他的；你要是不甘心受愚弄，那你就拿出骨气来！后来，他俩一起研究出一套办法和步骤，反过来把《朝霞》编辑部作弄了一番。
在这一小小胜利的鼓舞下，莫应丰回到长沙，受领了上级交办一个群众性文艺刊物的任务后，特意邀请了几位文学朋友到他家，合计办法。当时，他事先作了一幅画：一丛芦带被风吹斜，其中有几支断了……这几位明友正纳闷，忽见画旁的题款赫然醒日：“宁折不弯腰。”莫应丰问他门：“你们搞文学，只是混一混，违心地编造些故事，还是想讲真话？”
“当然讲真话。”
“那好！”我们要办一个刊物。我打算豁出来，讲几句人民大众的心里话。”
莫应丰说得一时激动，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踱了几步，又略带苦笑地谈到：在那时候，为什么人们把搞写作、搞宣传的看作“卖狗皮膏药”的小丑？就是因为无视民心，蹂躏人民的感情而造成的。因为被称为教育者的人把教育对象都当作没有头脑的愚民，然后再按照愚民所能理解的程度来炮制我们的笑料和哭料；或者演一个戏，图解政策，作一篇文，演绎政策。于是，教育者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水平，也就只比愚民略高一筹了。其实，伟大的人民群众井非愚民。他们在心里怒斥：你们才是愚民，真可悲！
当然，不做靠“假大空”混日子的小丑，井不等于自甘寂寞，自暴自弃。当时莫应丰在办那个刊物的想法不能不落空以后，便以修改一个电影剧本为借口，推掉了这门差事，“猫”到文家市开始了《将军吟》的创作。既然在刊物上说真话行不通，藏起来写这种“离经叛道”的书又有什么意义呢？莫应丰是这样想的：人民叫我握笔杆，就只有为人民代言的责任。尽管写于密室，只要言人民内心之言，语人民肺腑之语，心里就没有那种当小丑的痛苦了。何况，他坚信这种违背党心、民心的政治局面必定支撑不了多久，他的书总有一天会见天日的。
除了《将军吟》的写作外，他还另辟蹊径，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兵闯大山》，通过几个少年儿童在深山密林中的新奇遭遇，巧妙而合理地避开了当时无所不在的所谓“路线斗争”。此外，也写了《中伙铺》《山村五月夜》等几个短篇。这些作品中没有半句豪言壮语，淡远、真切得超脱于“三突出”模式之外，清新得散发出泥土的芬芳，真可谓“不移半寸趋时风”了。它们固然不同于《将军吟》那般直面人生，阳刚壮美，但在那种只有反现实主义捏造阴谋文学才得自由的特殊情况下，也仍如挣开浓雾而钻得一隙光明，令人谈起来很是赏心悦目。
“不论是浓烈也好，淡远也好，正面也好，侧面也好，我们的笔始终要用来鞭答邪恶，扩大事业的光明面，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而尽心尽责。”莫应丰这样总结了往事的回顾，又似乎在表明今后将恪守不渝的写作宗音。这也是给予我们的共勉吧。
访问该结束了。因为他最近又在殚精竭虑地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并决计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个较大的突破。我们不愿中断他胸中那激越的回荡不息的旋律，井祝愿他谱出更新更美的“曲子”来。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