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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庆红

精神气质与使命担当——浅析《将军吟》的书写立场

已更新:2022年6月5日

益阳背倚雪峰山,怀抱洞庭湖,从地图上看,像一头翘首东望、伏地待跃的雄狮,威踞于湖南省中北部,依山伴水之地,自然人杰地灵。“益阳三周”文运绵长,莫应丰创作的《将军吟》在全国文坛首发痛斥“文革”的声音,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后,名震文坛,从此喊出了“文学湘军”的名号,推动了湖南文学的发展。


《将军吟》写在“文革”初期,解放军空军某部高层指挥机关在政治斗争的骇浪惊涛中,呈现出司令员彭其、政委陈镜泉、处长胡连生等一批坚定信念、初心不改、敢与逆风抗争的典型形象。


一 、围绕中国精神,塑造精神品格


中国精神是什么?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精神、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


《将军吟》中的司令员彭其在社会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干部,既不失大将风度、又天真慈祥,其形象跃然纸上。因他在党委会上说空军“靠搞卫生而出名,是华而不实、形式主义”,说吴法宪“不懂军事,不能当司令”,就这样被扣上“反党”帽子。他一次次被批斗,一次次被打倒在地,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之际,心里想着的却是大局,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安危。在陈政委被工作组戴上高帽后,他人唯恐避之不及或是重重地踏上一脚,可彭司令员夜晚冒着寒风跑到陈政委家,对他说“什么群众运动!是群众乱动。你忍得你就忍吧!我,不论有多大的风险,也要管一管这个事。”


在胡连生挨斗时,彭司令员心里一直担忧着,他冒着生命危险想办法将胡连生保出来,并送往医院“治疗”,实际是将他保护起来,免遭毒害与毒打。因胡连生不知情,没悟到其中奥妙,他非但不领情,还破口大骂彭其。


后来彭司令员被各种武斗形式迫害与羞辱,架飞机、上电疗、关铁笼,不给水喝不让睡觉……直到身陷囹圄,险些丧命,心里放不下的依然是家国情怀。他苦口婆心劝教那些“造反”的年轻人,放下武器,好好学习与工作;他思考“如果是为了荣誉活在世上,那现在就可以死了。如果活着仅仅是因为还有冤枉需要有人来背,要活着!为了消灭人世间的冤枉和不平”;他反思“上一代的不尽职会给下一代留下过重的负担,上一代走错了路,下一代还要绕回来,要让下一代少走弯路”。


陈镜泉是彭其的同乡与老战友,造反派逼他领导批斗彭其,他只得违心去做,面对复杂局面他“心如刀绞”。他在战场上丢掉一条胳膊,妻子因迫害致自杀,一生坎坷却对党忠心一片,丝毫不曾动摇。


老革命胡连生脾气火暴却爱憎分明,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打天下,不管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还是不见硝烟的战场上,都是一条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他反对神化领袖,在“公审大会”上大骂造反派“革得连是非都没有了”,受到非人折磨。可即使被斗得九死一生也仍不改初心,不改其爱党爱国的朴实本质。


鲁迅先生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三位将军都曾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都是舍生忘死的英雄。可当他们面对昔日情同手足的战友遭受冤枉,面对孩子的天真与真情被压抑,面对一群群本该在学校在工厂的年轻人天天喊打喊杀喊斗时,其内心是疼痛的。“硬汉子”胡连生背着猎枪在山上转悠时,无意中看到一起从战壕里死里逃生的战友彭其跪在床板上舔舐石壁上的水时,他扑向铁栅栏门,浑身痉挛双手颤抖,泪如雨下。这就是真性情,这就是大丈夫。他们历经战火百炼成钢,但坚硬的是体魄是骨骼,挺直的是脊梁是精神,心依然饱含温情。


二、社会良知的担当


对于一个社会人,社会良知是其基本素养。社会良知就是关怀社会、关怀人民,坚持社会正义、寻求社会真理与社会文明的意义。


解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遗留的种种问题,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话题,是马尔克斯笔下的那场加勒比海的“飓风”。每个个体与群体,都主动或被动地跟着滚滚的历史潮流,鲜衣怒马或万箭穿心,“文革”的文斗武斗早已让人迷失了人性、失去了良知,可莫应丰却拿起了如投枪匕首的笔,开始了灵魂的叩问,挑起了唤醒民众良知与思想的重任。


《将军吟》“作为诞生在灰暗土壤里的一棵生命树”,是一部充满着自我剖析精神的作品,其自我剖析其实是对整个历史时期的反思与反省。作者借文工团团员赵大明的视觉、听觉与心理活动,充分描写了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年代,个体存在与群体活动的怀疑与抗拒、对峙与较量。彭其、胡连生与反动派、“革命家”的较量,陈镜泉对“工作组”的妥协与怀疑,赵大明对江醉章的信任、怀疑与相持,邬中、范子愚、刘絮云对江醉章的盲目扈从、激情追随到最后的质疑与对抗,一幕幕既是对个体生命与精神的思考,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与拷问。

莫应丰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作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作家对于时代,应该是一面镜子;作家对于读者,应该是一个良友;作家对于妖孽,应该是一把尖刀;作家对于明天,应该是一只雄鸡。”《将军吟》完稿于1976年“四人帮”倒台前的春夏之交,莫应丰躲在文家市公社院内的小楼里(文家市为秋收起义会师旧址)秘密地写着。从阳光和煦的白昼写到万籁沉寂的夜晚,再到鸡叫三巡的黎明,莫应丰伏案疾书,写到兴奋处便哼起《国际歌》,写到伤心处不由呜咽成声,点燃一支朋友赠送的廉价香烟,便陷入沉思。


这份沉思不仅是对小说结构、布局、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的思索,也不仅是担心此部作品将引来杀身之祸,而是担心这部可给历史留下形象证词的小说会夭折或是无法面世。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莫公完成47万字,这是用生命在写作。写完,他长吁一口气,即兴吟出一首诗:含辛茹苦愤无私,百万雄兵纸上驰。泪雨濯清千里目,将军一梦醒其时。”吟完,他将书稿装入木盒,再用塑料袋裹好,深深埋入地下,等待真正能百花绽放的春天。


莫应丰的呕心力作《将军吟》能够面世,另一个有社会良知担当的人亦功不可没,那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群宜社长,她非常赞赏莫应丰敢于在文学创作中坚持已见、拒不修改的勇气,她说:“文学创作难,作家坚守文学的道义更难,莫应丰坚决不同意修改《将军吟》,是需要一种精神支撑的,正是他对自己作品灵魂捍卫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聂茂在《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的书系中提到:湖湘文化成为许多湖南作家创作的精神资源和价值追求,他们自觉地把“感时忧国”和“敢为人先”作为人生的要义,把“经世致用”和“文以载道”作为写作的基本原则,作家们有着普遍的政治情结、现实关切和使命意识。一身浩然之气、“总像个雄赳赳的公鸡般的”莫公与他的《将军吟》,传达了时代的声音,歌颂了社会美好事物、也抨击了社会的黑暗面,促使人们努力思考与反省,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三、现实题材作品的艺术性


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往往流于故事情节,而忽略了艺术的提升。出生乡野的莫公擅书法、懂韵律,他以其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敏锐的捕捉能力、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还原能力和艺术表现力,创造出结构紧凑、条理清晰的文本,铿锵有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文章的第一章就写了“琴声、歌声”,“难道我们误入了音乐家的住宅?怎么从楼上一个敞开着的窗洞里传出这么响亮的歌声和琴声?听歌声,是属于那种‘戏剧性’的男高音,声音奔放有力。为他伴奏的琴声逊色一些,显然是由一个不大熟练的演奏者即兴弹奏的,节奏呆板,和声有些乱;不过情绪还可以,随歌声起伏,抑扬缓急大致相宜。”从本小节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音乐素养,能定义“戏剧性”的男高音、听出伴奏和声有些乱、但情绪还可以,这都是非音乐专业者难以辨析与理解的。而由对歌声与琴声的阐释,实际是隐含司令员的女儿湘湘与文工团歌唱演员赵大明的爱情关系正有一层无形的隔膜横亘其中。“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正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掀起不同的波澜,这个昔日琴声悠扬、温馨宁静的家也即将面临灭顶之灾。


莫公提笔时,那些曾经爱过、恨过、景仰过、同情过的种种人物,在心里齐齐涌现,他们的形象都越来越复杂、全面、立体。他将泼辣的陈小炮、沉静的彭湘湘、像棵小豆芽的李小芽、赵开发老头、杨春喜等人的描写极富生活气息,并且自带向阳而生的力量。在沉静克制的叙述下有着不可遏制的热流,如她们三个女孩之间的友谊、她们对父母亲人毫不顾忌的爱,赵开发对彭司令的敬重并从结冰的河里将他救起,杨春喜不顾自己安危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作者以生动精细的文笔赋予个体质朴与纯洁的精神。


《将军吟》在莫应丰有血有肉有痛感的笔下,既从细微处还原了生活质感,又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了人物形象;既冷静地描绘惊心动魄的社会现实,又发人深思、引人入胜;既充满人间烟火味,又有诗意引领,纵横捭阖颇具艺术张力。


开山斧有迹,霹地剑留痕,历史的是非成败,都在世道人心。《将军吟》是一部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正视触目惊心的现实生活之笔力扛鼎之作,其既不过分夸大跌宕起伏的人生、又饱含作者生命情感,是一首大时代的咏叹调。



作者简介:曹庆红,湖南桃江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评论家协会、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素云清影》,发表文学作品与教育论文数十万字,有作品被《新华文摘》索引,并多次获奖。


登载于《桃花江文化》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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