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笔记之一《将军吟》创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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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总喜欢在夜晚时分，独坐在书桌前写作，烟灰缸里，常常留下若干支被掐灭的烟蒂。伴随着烟雾升起的，是他沉思的目光。这份凝重与细腻，我从未完全理解，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本封面是《湘江文艺》的父亲的笔记本。

那是一本不到一巴掌大的泛黄的笔记，熟悉的笔迹，字里行间流露的深刻思考与复杂情感。他的字迹稍显潦草，却透着急切和热情，显示出快速记录灵感时的迫切。他对历史、人性与文革背景有着冷静却深刻的分析，常在笔记中自省和反思，流露出对文学创作的不懈追求和严谨态度。这些笔记不仅记录了创作的思维轨迹，也展现了一位作家试图以文学介入历史、探寻人性复杂性的使命感。

父亲在笔记中写道：“武人无力量，互相抵消，想喊破一个阴谋。” 这简单的几句话道出了他的创作动机：揭露荒诞的历史，还原被忽视的人性挣扎。

我想起《将军吟》中的彭其，那位大炮司令，他的果断与执拗让人心生敬佩，却又难以忽视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孤独与绝望。父亲在笔记中说：“群众为什么一下子轰然而起，这个问题可以深刻化。” 或许，彭其的命运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在高处看清一切，却被洪流卷走，而他身后的群山与激浪，正是父亲笔下最沉痛的风景。

原书名“将军梦”的初衷

《将军吟》原书名为《将军梦》。父亲在笔记中写道：“什么叫梦？梦还是好的。”

梦象征着希望与追求，也蕴含着幻灭与破碎。在父亲的构思中，梦是贯穿整个小说的重要隐喻——不仅指彭其、陈镜泉这些主要人物的个人理想与命运，也指整个时代的集体信仰与幻灭。文革作为一场以理想为名的风暴，激发了无数人的热情与行动，却碾碎了无数生命与信仰。

梦的另一层含义，或许是对过去的反思和未来的期盼。父亲在笔记中写道：“写文革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既不是简单暴露又不是简单地歌颂，写成一个复杂的东西。” 他希望通过“将军梦”展现文革的复杂性：既有群众对公平与变革的渴望，也有运动走向极端后对人性与社会的破坏。这种复杂性，使得“梦”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主题。

后来，在出版社和湖南作家朋友的建议下，书名改为《将军吟》。相比“梦”，“吟”更突出一种历史的反思和诗意的表达，带有一种遥远而深沉的叹息，但梦的主题仍然贯穿整部作品。

《将军吟》的三部曲构想

父亲在《湘江文艺》笔记中曾简要记录了《将军吟》的三部曲构想，这不仅是对文革历史的多角度观察，也是对人性和社会矛盾的深刻探索。

第一部：主要聚焦于文革初期，描写权力斗争的逐渐升级。故事通过彭其、陈镜泉等主要人物的经历，展现运动对军队和基层官员的冲击。这一部的重点是文革的“爆发”——群众如何迅速行动，以及权力与人性在初期的冲突。父亲在笔记中写道：“群众为什么一下子轰然而起，这个问题可以深刻化。” 小说中文工团造反派的行动正是这一问题的艺术化呈现。

第二部：时间推进到林彪事件发生前后。这一阶段被父亲称为“希望的幻灭”。他在笔记中写道：“林彪事件是一次希望的幻灭，也是一个开端。” 这一部原计划着重描写林彪事件如何成为权力斗争的转折点，同时揭示党内高层的分裂与腐败。故事中的人物在经历最初的热情与狂热后，逐渐陷入对信仰的迷茫与质疑。

第三部：故事延伸至天安门事件前夕。父亲设想这一部通过不同人物的命运交织，描绘运动接近尾声时的压抑与反思。他在笔记中提到：“小说中出现的各种人物都吃亏了，江虽然不吃亏，但也感到如坐火山口，不可终日。” 这一阶段的重点是人性的剖析——那些在运动中受伤害的人，那些沉默的人，以及在浪潮中幸存的权力人物。

与此同时，父亲在笔记中写到第三部的一些核心情节：“部队遭到破坏”“好战士无畏牺牲”，这些都是运动后期对国家和军队影响的深刻隐喻。他试图通过这些情节，展现动荡的社会如何摧毁了曾经秩序井然的军队，也描绘了个体的勇气与信仰如何在灾难中绽放光辉。

农民在这一阶段也成为重要的叙述对象。父亲写道：“农民遭受种种灾难，令人想起革命动机，痛心疾首。” 他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村、农民的疾苦深有感触，他准备通过描写农民的挣扎，试图唤醒人们对革命初衷的思考：这场运动的起点是为了公平与正义，但最终却让最底层的人遭受了更多的苦难。

父亲的三部曲构想并非仅仅是对文革的再现，更是他对中国社会与人性的深刻思考。遗憾的是，《将军吟》的创作只完成了第一部，后续两部虽然在另外的笔记中有详尽的规划，却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践。

历史的裂痕与人性的复杂

父亲在笔记中提到“文革的必要性”，这并非是一种赞同，而是一种试图理解的姿态。他深知，要真实呈现文革，需要剖析其背后的复杂性。他写道：“既写出文革的必要性，又写出文革的灾难。” 那是一个充满裂痕的年代，社会矛盾深深扎根，经济上的挫折与社会冲突让权力的焦虑不断累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革像一场不可避免的风暴，搅动着每个人的命运。然而，父亲敏锐地看到了这场运动中的灾难性后果——它将理想主义推向极端，将人性压入深渊。

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人性变得脆弱而又易变。《将军吟》中，陈镜泉是这一复杂性的代表。他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参与者，既明白运动的荒谬，又不得不被卷入其中。这种挣扎与矛盾，是父亲试图刻画的历史真实。

灾难不仅体现在个人命运的破碎，也在于集体的迷失与社会的撕裂。父亲笔记提到：“群众为什么一下子轰然而起，这个问题可以深刻化。” 文革初期群众的参与，既是社会压抑的爆发，也是长期思想观念灌输的结果。在《将军吟》中，文工团的造反派和普通士兵的行动，正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他们的热血与盲目，是一种痛苦的真实，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推动者。

父亲并未简单定罪或歌颂，而是通过他们的热血与盲目，展现出运动的两面性。他用笔触描绘了运动中每个人的挣扎与矛盾。文工团的年轻人、普通士兵，甚至高高在上的领导者，都试图在这场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最终他们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迷茫与失落。正是对这段复杂历史的深入探讨，使得《将军吟》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小说。它不仅是对文革的记录，更是对人性深处的追问。

对《将军吟》的反思：高兴、思考与担忧

父亲在笔记中提到对《将军吟》（第一部）完成后的反思。他对某些部分感到满意，但也明确记录了他高兴、思考与担忧的点。

思考的问题：父亲在笔记中记录了他的不满意之处。例如，他提到：“赵大明太清醒，不典型”，认为这一角色在早期的塑造中缺乏人物矛盾感，不足以表现复杂的社会氛围。此外，他还写道：“没有写保守派，文革离不开两派问题，这是个重要方面。” 在文革的叙事中，革新派（造反派）和保守派（保皇派）的冲突是推动运动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革新派往往代表对旧体制的不满与挑战，而保守派则试图维护既有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这种两派间的矛盾和斗争，不仅直接影响了政治运动的走向，也在社会各阶层中激化了矛盾，塑造了人物命运的起伏。如果忽略保守派的描写，就难以完整展现那个时代复杂的权力生态和人性冲突。这些反思表明父亲对文本中人物群像的进一步丰富有很高的期待。

担忧的地方：父亲特别担忧如何平衡文革的“必要性”和“灾难性”。他在笔记中写道：“好人做坏事应该说服自己（骗自己）。” 这一点是对人物行为逻辑的深刻反思。他担心角色的动机如果表现不够自然，会削弱整体的说服力。此外，他还提到天安门事件相关背景如何融入后续叙事，以及如何更加自然地展现群众与权力间的复杂关系。

对人物复杂性的追求

父亲在笔记中写道：“赵大明太清醒” ，“彭其应更高大”，这些反思显示了他对人物塑造的严格要求。他希望《将军吟》中的角色，能展现复杂的人性，而非简单的符号化形象。比如彭其，他的豪爽和果断使他充满魅力，但同时，他在权力斗争中的脆弱和易怒也揭示了他的局限。赵大明则是另一个侧面，他的清醒在父亲看来“过于理想化”，因为在那个混乱的时代，真正的觉醒往往带着痛苦和矛盾。

历史的荒诞与人性的挣扎

“好人做坏事应该说服自己（骗自己）。” 父亲的这句话像是他对历史的一声叹息，在他看来，这种自我欺骗不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性挣扎。《将军吟》中，陈镜泉和彭其的命运便是这种荒诞性的最好体现。他们身处权力的旋涡，为了生存或信念，不得不在自我欺骗中寻找平衡。这种挣扎既是历史的缩影，也为后续更复杂的政治风暴作好铺垫。父亲并没有直接批判，而是用冷静的笔触刻画了权力的无情与人性的脆弱。

然而，这种挣扎最终带来的并非解脱，而是难以言喻的悲哀：当人性与权力纠缠，正义往往成为牺牲品。这是父亲试图通过这些故事传递出的深刻主题，也是他对历史复杂性的冷静剖析。

父亲在笔记中写道：“林彪事件是一次希望的幻灭。” 尽管《将军吟》的第一部并未写到林彪倒台，但笔记中的这句话，显然是父亲创作计划中更深远的布局。他将林彪事件视为文革中的一个转折点，用以象征信仰的崩塌与历史的急剧转变。虽然小说中这一节点在第一部中尚未展开，但父亲对这一事件的深刻认识无疑在后续构思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