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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童年的记忆是从四岁开始的。也就是说，你如何来到世间、如何蹒跚学步，四岁之前都不会记得。我最久远的记忆是一个夏夜，我在蚊帐里躺着，看着头顶四四方方、巨大的白色帐子，小脑袋瓜不知怎的突然想到人是会死的，便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是一处一字码开带有廊柱的平房，坐落在高高的山坡上，从下面一路上坡到这地方，我们家的房子就在正中的地方。屋里没有点灯，户外屋檐下只有一盏露天的灯昏暗地照着，妈妈正用搓衣板在木盆里一下一下搓着衣服，她听见我哭，便回屋打开蚊帐问我。
我吧嗒着眼泪，哭着：“我不想死——”
那一年，我也许就是四岁，哪里明白什么生死，却不知从哪里生出来的恐惧。
1974年初，爸爸莫应丰刚从南方大山区——广东乐昌九峰山采风回来，扎营在长沙市湘春路工人文化宫《长沙文艺》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正通宵达旦地写《小兵闯大山》，他根本顾不上家，妈妈除了工作，既要照顾我，还要照顾两岁的妹妹，因此当革胜表哥从荆州到长沙来玩的时候，妈妈正好让他带我回姨妈家小住一段时间。妈妈从小失去父母，是两个姐姐把她和弟弟带大的，她从湖北天门远嫁长沙，这次回荆，是去见她最亲的二姐明珍——我的姨妈一家人，他们随姨父工作调动，早已从天门搬往荆州。
我出远门了，因此1974年父母岳麓山之行的一组照片中就没有了我的踪影，这是多年后画家刘左钧的夫人小雷告诉我的。
这组照片有一张妹妹天真烂漫的镜头，她穿着小褂和背带裤，被爸爸抱在肩膀上，右手攥着野花，左手抓一把草斜伸向天空，弯起的嘴角挤着圆嘟嘟的脸蛋。当年照片极其珍贵，与父母同行的是他搞美术的朋友们，所拍这张照片也显得很专业、有设计感，留白处有三成之多，画面的上方树影婆娑，远处有牌楼隐约而现，爸爸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背影，看得出来，爸爸的衬衫很齐整，像熨烫过的，他的脸只露出了一点点眼镜边。妹妹自由烂漫地在他肩膀上举着野花野草，爸爸背对着镜头，低着头，心中似有阴霾。
父亲为何不快？这是我几十年后才明白的。
2
母亲娘家有一本《李府家族史》，是舅舅晚年编撰的，他从起意到完成耗费十年之久，其中讲述了天门皂市李玉美家族这支派从1865年直至当代的历史，妈妈这一辈都以“简介”形式录入此家史，舅舅又编写了重要人物包括他二姐夫和三姐夫的简历，三姐夫指的就是我爸爸。《李府家族史》完稿于2000年，铅字印刷，至今21年，装订处已有点点锈迹，序言说他与三姐商量几次，“决定考察资料，落叶归根，寻宗认祖谱写家史，以激励李氏后人当效先辈之榜样，继承传统善良之家风，做人处世，利家利己”。舅舅过世后我回天门，江江表哥将此稿交予我，他说当年网络不发达，舅舅尽他所能，查阅了大量资料以及他自己对我爸爸的认知写得此篇。
他在《三姐夫简历》中是这样描述的：“姐夫性格随和，热情开朗，坦荡磊落。与他在一起，任你谈什么问题，他都流露出浓厚的兴趣，让你觉得自由自在，你无须一点谨慎，也不必戒备。他最喜欢打起精神做人，不愿给人以懦夫的感觉。” 我惊讶于舅舅对爸爸的认知，因为这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1965年，妈妈从荆州幼儿师范学校老师的岗位上调往天门县广播站任播音员，也在这一年与远在广州当文艺兵的爸爸结婚，因此爸爸那些年回家探亲，不仅回桃江，也常回天门，想必舅舅与我父亲的交往就源于这段时期。
文中舅舅回忆起爸爸的一桩小事：“1974年，家乡遭了灾，父母断了粮，他没有办法，只好把身上唯一值钱的军呢大衣卖掉，所卖的钱凑上朋友们捐助的面额150公斤粮票一起寄回去。” 我恍然大悟，当我跟着表哥第一次坐长途车到荆州时，乡下爷爷奶奶家竟然经历了一场天灾，可以想见，这给我在长沙的父母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这一年4月，正是乡民春播的日子，桃花江忽然狂风大作，天空劈下响雷，大雨夹带着鸡蛋大的冰雹，无情地砸向农民对年景的期许。桃江县志记载：“天湾雹厚一寸多，马迹塘雹大如卵。” 大地，在飓风冰雹中颤抖，数百间房屋倒塌，成千处民房被风吹烂，杜甫诗云“……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诗中描述的大概就是这样的风灾场景。
家乡的土地从来不缺灾难，这一点，当地史志记载得清楚，风灾、旱灾、涝灾，这都不足为奇，爸爸亲眼见过一次可怕的虫灾， “蝗群一来，天都黑了，同暴雨将至的情形类似，一阵风声过去，满坡满岭的竹子被压得弯下腰来，山林发出低沉的绝望的呻吟，蝗虫性贪，又十分残忍，每占据一块地方，非吃得片叶不留不肯走，吃光一块换一块，统一行动，来势比老虎还凶，给蝗虫吃过的竹子，一律站着死去……” 这篇未发表的《桃江竹》，用朱红书写，在爸爸的手稿中十分罕见，韩少功在《初见莫应丰》中提过这篇，他称之为田园散文《桃江竹》。
其实乡野的生活看似悠然，仿佛田园诗歌，其中的艰辛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
3
断粮，就像魔咒一样，一念起来就紧箍在以土地为生的人们身上，这一代的人已无法想象那些年的饥馑与匮乏。爷爷奶奶家不是第一次断粮——住在九江的大姑莫雁娥今年已经76岁了，她曾和我说起五十年代一段往事：“哥哥那时在益阳一中读初中，每个周末都步行回家，走的时候带些米和柴火回学校，好自己烧火做饭。有次周末他回家，家里竟一粒米也没有，下一顿中午饭还不知在哪里。哥哥急得没法，面对墙壁狠狠地捶了两下，什么也没带，无奈地走了。我当时小，见到这场景就哭了…… 哥哥回到学校日子该怎么过呀？” ——大姑是经历过苦难的人，但她生性乐观，然而儿时的这个场景是她几十年来最不愿回忆的伤痛。那个周末，我不知爸爸是怎么走回的学校，从株木潭往桃花仑的路有多长？他是否又饿又乏？在他身后那个渐行渐远的家，那屋檐下的家人又该如何撑过这个灾年？
父亲是家中长子，他下面本还有三个弟弟，可惜均于幼年夭折，他成了唯一的儿子，他本应是自己父亲的帮手、家庭的主力，需要分担家庭的劳作，担负起为一家人向田地山林谋食的义务，是的，他不是自小就砍柴背竹养家吗？后来他离乡求学力求改变命运，但命运总还是把他和原生家庭紧紧拴在一起，无论参军还是后来到长沙工作，他常常需要将工资寄回家乡扶助自己的父母和三个妹妹，作为长子兼独子、丈夫和父亲，他背负着连同父母、姊妹、妻子、儿女一共九口人的担子，如今家里又断了粮，他要如何救他父母和姐妹？
他想起了这件唯一值钱的军呢大衣。
我从未见过这件大衣。2019年回家乡，我找到了与爸爸一起读音乐学院、而后又一同应征入伍到文工团的同学、战友吴伯仁，方才从吴老师手里得到几张他们当年在文工团的照片，据吴老师介绍，与父亲一起的这批文工团员，当年都是从电影学院、音乐学院被招入广空战鹰文工团的，照片里有几位年轻人所穿着的正是这种军呢大衣，与普通的布面军大衣不同，他们穿的大衣是呢子料、大翻领、双排古铜色扣、长过膝盖，他们有的将大衣披在肩上，有的敞开衣襟将手斜插入衣兜，这在当年红海洋绿军装的世界里显得格外英气十足。这是部队给文工团发的礼服，父亲转业后回长沙，还曾穿着这身礼服与妈妈一同去长沙火车站，庄重地接待从广州北上湘鄂的吴伯仁夫妇，这该是他值得骄傲、承载着往昔岁月、军营回忆的大衣啊。
整个1974年在爸爸的文学生涯里显得十分沉寂，他没有作品发表。老家幸有朋友相助，150公斤粮票连带变卖大衣换来的买粮钱寄回了家乡，才渡过了这一难关。我们家隔壁——省地质中学路边的墙上用白漆刷着“批林批孔”的标语，爸爸开始练笔写第一部长篇，他用一年的时间蛰伏，默默笔耕，以期来年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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