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小说艺术创作的多样化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小说家一方面吸收借鉴外来的文学经验，另一方面则深入开掘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小说艺术样式和形态。其中寓言小说就是很突出的一种类型。当然，在各种艺术手法和类型互相溶合和渗透的小说时代，对寓言小说下一个明确的界定是很困难的。在现代文学中，很多小说都带着明显的寓言性质，比如卡夫卡的《城堡》，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百年孤独》，毛姆的《人性的枷锁》，艾里斯·默克多的《沙堡》，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舰》等等。从比较泛化的意义上讲，它们都可以被称为寓言小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这类小说也非常普遍，比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义的《老井》，张炜的《古船》等等，小说家们把对历史和现实的探刻思考，浓缩在某种具体故事的描述之中，表现出一种比较深远的艺术意味。
但是，这里我们所着重谈的却是莫应丰的《桃源梦》(见《当代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建社三十周年纪念专刊)，虽然这部小说自出世以来似乎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这稍稍引起了我的惊异)，但是它作为一种寓言小说艺术的类型是有自己独特的美学意义的。如果说这就是出于一种偏爱，那么其中一点就是因为这部小说更接近于寓言小说的范式，创造了一种理解和表现历史生活的艺术模型。照我看来，寓言小说的突出特征就是创造一个由小见大，由具象达到抽象的艺术“模型”。这个模型是建立于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宏观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并通过作者独具匠心的故事结构来确立的，对于作者所面对的宏观社会和历史事实来说，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完整的故事系统；而对于作品所描叙的具体对象来说，又包容着对整个宏观社会和历史的一种隐喻和象征。
从《桃源梦》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来说，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传奇性的历史故事。若干年前，在一个叫天外天的神秘的高山绝地，有一段已被埋没的令人震撼的历史生活；一群被逼上绝顶的人们上了天外天，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起初为了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并设立了独特的禁忌，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信仰，礼仪道德，风俗，哲学和文化传统，但是这些既定的观念和传统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随着生活的发展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坚持这些观念和传统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个与世隔绝的社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一是外来因素的影响，动摇了过去的清规戒律；二是社会内部叛逆者的出现，他们逐渐发现了旧信条的矛盾和虚伪，身心不愿再受到欺骗和压抑。这两方面的影响最后酿成了这个小社会内部的一场冲突，导致了这一长期处于封闭状的文明系统的毁灭。作品几乎全然用写实的笔调来描叙这种文明状态的产生，发展和终结。
显然，这个离奇的故事纯属虚构。这并非说是在生活中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作为创作的起因，而是说作品的整个构思已纳入了作者对于历史文化的思考之中，故事的轴心实际上已发生了转移，并非是在描摹和渲染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事实，而是设想着一种特定的社会文明可能发生的发展过程和悲剧结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设想一时还无法在现实社会和现成文化材料中得到证实，甚至难以兑现，作者只能把它付诸于一种幻想的实现，用一系列合乎生活逻辑和具有真实性的故事组合来证明其可能性和现实性。换句话来说，作者在作品中并非是在证实一种传奇性的生活故事，而是用一种艺术虚幻的现实，来获得一种社会历史文明发展的可能性的证明。这是一种美学的求证过程，借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这种作品的“指示义” (denotatlon) 和“内涵义” (conotatlon) 已经发生了位移，故事作为作品“指示义”的系统，表面上来说是一种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存在，是真实的，非虚幻的；但是他所负载的那个“内涵义”，即作者对某种封闭状态的社会文明可能发生的产生、发展和终结过程的设想，却并非是真实可靠的，只是一种猜测和设想；反过来，这种并非真实可靠的“内涵义”才是作品“指示义”的故事系统的真实内核，故事本身的事实存在只充当一个“假定”的角色。
因此，对于“桃源梦”来说，题材只是一个引子，要进入作品世界的腹地，必须寻找一条能够把作品的故事表达和作者思想表达统一起来的路径。这里还想提及的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在题材方面相类似的小说作品并不少，但是处理方式却不尽相同。比如张笑天的中篇小说《桃花源》(见《当代作家》1987年第1期)，冬立的中篇小说《太阳村，野杂种》(见《天山》1988年第3期)所表现的都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封闭性的生活形态。前者写的是在“文革”时期，一些走投无路的人，如土改时的逃亡分子，镇反时漏网的反革命，三反五反时溜之大吉的大小“老虎”，五七年的右派分子，还有文革时期受到迫害冲击的人，其他地方“盲流”，本地的逃婚者、私奔者等等，纷纷逃进东北某深山密林，过着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隐居生活，被政府称为“小台湾”，“白区”，最后派武装工作队进驻了该地。后者描叙的是，在中国西部古尔班通库特大沙漠腹地，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叫太阳村，村民们有自己的首领和迷信，不与外界人打交道，内部通婚，后来由于一个外国勘探队的进驻，村子里一个女人生了一个“野杂种”，引起全村人的恐慌和愤怒，使“野杂种种”离开了太阳村，而太阳村仍持续近亲繁衍，虽然保持了血统的纯正，但一代比一代孱弱，最后被一场瘟疫断送了全村人的性命，太阳村的文明就由此终结了。
这三部作品非常显明地表现了一个共同意向，这就是对一种封闭性的生活和文化形态的否定。在这一点上，《太阳村，野杂种》和《桃源梦》都给自己描述的文明和文化形态安排了一个悲剧的结局；天外天文明以内部相互残杀而告终，太阳村以葬身沙海而毁灭，它们一南一西都已成为历史的遗迹。对此，《桃花源》虽然显得很浅显，但是仍然流露出了批判意味，作者把位于东北地区的四不管的小王国描叙成一个“冷漠的世界”，多次写了“野女”对于外面世界的好奇心和向往，当作品中的“我”向她描述山外丰富多采的生活时，她的眼里不仅闪着好奇的光，而且希望嫁给他做媳妇，充分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的主观倾向。
我认为，在深入分析这些小说寓意的时候，提出这种共同意向也许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作品提供一种比较宽泛的意识背景和氛围，在个别的作品背后摸索到一种并非个别的群体意识因素。这也许有可能为我们探讨和分析寓言小说的艺术特征，提供一条思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寓言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超越纯粹的具体的故事描叙，而与一种深厚的群体意识内容发生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实现自己的艺术张力。它一方面并不依赖于作者的主观抒情和议论，作者必须紧紧“咬”住具体的故事，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又不仅仅拘泥于个别的故事，而是把审视和表现的对象与一种深厚的群体意识和历史意图联系起来，两者形成一个相叠合的内容结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桃源梦》比《桃花源》、《太阳村，野杂种》更明显表现出自己作为一个寓言小说的特色。《桃花源》过于拘泥于写实，在整体构思上并没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历史文化思考，而《太阳村，野杂种》则显得主观力量过于强烈，甚至直接冲击了作品的故事结构，这都从不同方面损害或者削弱了这二部作品的艺术力量。
二
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实际上已愈来愈接近《桃源梦》的内涵分析了，这个内涵，我们可以称之为作品的“深层结构”。无疑，当我们触及到以上三部作品的一种共同“意向”之后，我们理性的指针立刻很自然地指向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结构和社会文化形态，当然，确认这种共同“意向”也并非是一种主观臆断，而来自于对“文革”以后思想文化变化实际状态的思考。可以说，新时期以来，知识界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反思已形成了一个潮流，越来越多的人把对现实的思考和对历史文化的反思结合起来，想通过对传统的批判清理来改变现实。在文学创作中，“寻根”文学，“文化小说”都和这种“文化热”的思潮联系在一起，所以作家对于一些与世隔绝的生活题材感兴趣并非是一个偶然现象，而作家把这种封闭生活形态与中国长期以来封闭的历史生活联系起来，并加以思考，引伸，创造，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就《桃源梦》来说，最突出的特点是浓重的中国文化特色。
桃源梦，作为作品题名，本身就浸透着传统文化的含义。作为一种文化信仰，它无疑来自一千多年前的陶渊明，他所写的《桃花源记》寄寓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理想，那是一种“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秋熟靡王税”，“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与俗世乱世隔绝的生活。一千多年来，这种生活理想代代相传，已深入人心，(当然，对于陶渊明的生活理想，从历史文化角度还可以追朔得更远，一直到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莫应丰的《桃源梦》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起码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避乱，桃花源中的人是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天外天的居民是被逼上绝境上了天外天的。二是二者都过着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桃花源中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得其乐；天外天的居民更是过着小国寡民不与外界交往的日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本身也是一种寓言(尽管对它的写作尚存各种看法)。
但是，如果把《桃源梦》和《桃花源记》皆看作是一种“现实的虚幻”(ln realistic fantasy)的话，二者的文化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陶渊明表现了一个幻想的喜剧，对桃花源式的生活充满着信心和向往，而莫应丰则表现了一种幻想的悲剧，对于桃花源式的生活充满着批判态度。可是，另一方面，如果进一步把时空的因素考虑进去，《桃花源记》所描述的是一种可望而非能及的空想，表现的是主观心理期待，而《桃源梦》则着重对一种既定的文化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剖析和批判，宣告了一种传统的人生理想和信念的幻灭。
就此而言，《桃源梦》的作者设计了一种具体文化历史的模式，在“假定”的基础上，即《桃花源记》中的生活已成为现实，并进一步延伸虚构，突出了其悲剧结局的必然性。在作品中，“天外天”王国中一系列信仰、规则、禁忌的建立，无疑都带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色彩，比如“以善为本”的信仰，不吃肉的禁忌，行劝善礼的习俗，都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境和历史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传统的遗物，作者显示了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表现了一种历史性的批判态度，而且对他们的产生和存在并不单单是否定，还包含着一种理解。一方面通过艺术的虚构表现它们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种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来证实他们的谬误。比如对于“天外天”居民有福共享，有祸共当的原始共产主义式的生活方式，他们淳朴善良的生活态度，作者一方面表示了理解甚至赞赏，另一方面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就前者来言，这也是出于一种生活的需要，对于一群被逼上绝境的人来说，需要一种心理上的凝聚力。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群体的依赖，超过对个别的依赖，所以好人三喊虽到了外面，仍怀念自己那个小社会，他对珍珠把“天外天”描绘成一个仙境：那里人不杀人，不打人，不讲假话，不自私；那里没有土匪，没有军队，没有地主，没有穷人，有吃的大家吃，有困难大家担，人都主动地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人与人之间不怀疑，不忌妒，不学乖巧，诚恳，坦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使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珍珠也动了心，开始迷恋起那个高远的虚无飘缈的完美世界。
显然，在这里作者同样用了一种虚构的方式，但是绝不是为了肯定这个虚无飘缈的完美世界的存在，而是为了表现一种传统理想的虚幻，而这种虚幻正是作者所描述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里，虚幻已构成了真实，而真实已不再属于现实，天外天的理想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一种虚幻的真实，而人们千百年来为维护和向往这种虚幻的理想却付出了长久的巨大的代价，作者最后通过“天外天”文明的悲剧结局，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神话。在作品中，珍珠后来随三喊嫁到天外天也开始真正尝到了这种完美社会的滋味，最后成了这个社会的牺牲品。作者不惜用美好的青春和生命作为代价，来证明这一种文明理想的幻灭。
但是，这种证明依然带着沉重的意味。在《桃源梦》中，尽管作者对于天外天那种与世隔绝的文明是持坚决的否定态度的，但是仍然掩饰不住自己某种流连往返的情绪，这很明显表现在，在天外天文明走向不可避免的解体和毁灭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一些美好的东西的毁灭，比如与人为善，互助友爱等淳朴的民风，这不仅是对传统理想的迷恋，也是对现实存在的一种讽刺。这种讽刺对作者来说，也许并不是有意识的，但来自于作者的心灵深处。所以当三喊下山后，其善心善行处处受到人们的嘲弄和利用，甚至连珍珠的父母认为三喊好是好，就是太傻了(实际上是太老实了)，在社会上会吃亏，会混不下去的。显然，在作品中，下出的世界是与天外天世界相对而存在的，在很多情况下作者是把它作为进步、开放、更符合人性的发展的社会来描绘的，天外天文明最后的毁灭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山下社会文明的浸入和吸引，但是这个山下世界并非能够真正保存和发展人心中一些真诚和善良的东西，相反，这些东西在这里是显得不合适宜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双重态度。从作品意向和理性方面来分析，《桃源梦》无疑是一部反传统，甚至“反文化”性质的小说，它试图证明的是，一，种在与世隔绝状态中建立起来的文明文化信仰、规则、禁忌、观念等，也许最初有他的合理性，保护和维持了人性的存在；但久而久之，作为一种规则和习俗，必然成为人性的枷锁，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所毁灭。天外天建立起来的传统的老规矩，老习俗，基本上是以“灭人欲”为核心的，所以它的存在是以人性、人情、人欲的牺牲为代价的，作品中的瓜青、珍珠、早啼，阿通，甚至连活祖宗龙局正，都是这套传统的牺牲品，不过后者则情愿用一种自虐，自我折磨的方式来完成这种牺牲，比如龙居正为了统一大家的意志，亲自去受最大的罪，吃最大的苦，住在最简陋，最狭小，最招风的石屋里，过清苦的生活。难怪浪子瓜清去看他时，一方面对这位苍老不堪的独臂老人的意志不能不表示钦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产生深深的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呢?这是福气吗?人不为过得舒服又为什么呢?
这个疑问浪子瓜清并非能够回答，因为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之谜。作者莫应丰也常常陷入这个谜阵之中，仔细分析一下《桃源梦》的内容构成就会发现，作者对于传统的态度并不那么单纯，而是时常纠缠着一种矛盾冲突之中，例如对于以善为本的信仰的建立，对于它的功能，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对于节制私欲，作者也不是一味反对。为了建立善道，龙居正失去了一个臂，而张果树上山后就争抢土地显然是不义的，同时天外天实行善化以来，确实出现了平等和睦，博爱，礼让的好风气，这一切都增加了作品寓意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作者的情感需求与理性思考，形象与意向等方面，而且扩展到了文化和人性，传统与现实等一系列重要关系之中。在这里，如果我们把《桃源梦》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与一些外国现代寓言小说进行一些比较，会得到更多的东西。
三
这里我们主要选择的是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9，11—)的寓言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把《桃桃梦》和《蝇王》进行比较，不仅因为这两部小说在形式方面有共同之处，而且它们共同涉及了有关人性和文化的重大问题。
如果从世界文学范围来看《桃源梦》及至其他寓言小说，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中国在新时期的寓言小说创作有其独特的渊源，它一方面受到了西方文学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则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些因素。中国古老文化中有寓言的丰富遗产，《庄子》中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九”几乎人人皆知，诸子百家之中也几乎家家使用寓言。寓，寄也，《文心雕龙》中有“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的说法，和英语中的“Allegory”的原意相近。据说后者是从希腊语中来的，意思是“换一种方式来说话”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某一件事情。”认真分析一下庄子的寓言就能看出，中国的寓言在意义上可能与一般寓言(fable)有所区别，它在很多情况下是把一种抽象的、神秘的概念和经验通过具体形象、事件直接表现出来，或者作为神秘的心理体验的表达方式，把不可能直接表达出来的感受用比喻和象征进行表达。这样来说，中国形成了比较特殊的寓言传统，它给文学创作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比如象《镜花缘》、《红楼梦》及《世说新语》、《聊斋》等都有一种寓言的性质。在这些作品中，寓言当然也有说教的内容，但更多的是表现某种神秘和未知的内容；不是在阐述某种理性的观念而是表现某种直觉和顿悟的东西。
西方文学中的寓言传统主要来自于伊索寓言，从狭义方面来说寓言(fable)恐怕比讽喻(allegory)要宽泛一些，没有那么直接的理性说教色彩。往往是用一个故事(最多的是用动物做主人公)来描写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或者用一种不科学的方式来解释自然界的一个事实。从现代寓言小说意义上讲，戈尔丁可能是属于有独特功绩的一位作家，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寓言体小说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用小说形式来写寓言(to use the novel for as fable)，从象征的空间、时间概念出发，通过相对简单的人物经历描绘，提出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用寓言象征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
《蝇王》①(1954)就是戈尔丁的一部含义深刻的寓言体小说，这部小说大意是这样的：在一次大战中，一架运载疏散儿童的英国飞机坠毁，一群孩子沦落到一座无人烟的孤岛上，开始过一种与世隔绝，脱离社会文明的生活。他们大的不过十一、二岁，小的才五岁，开始还能自己管理自己，按文明社会的准则办事，烧起火堆等待救援，但后来以杰克为首的一群孩子开始以猎野猪为乐，迷恋暴力，最后发展到了摧残自己的同类，变成了一群醉心于“宰野兽!割咽喉!放鲜血!”，蓬头垢面，不成人样的野蛮人。作者通过这个故事表明了自己对于人性的看法，“人是一种堕落的生物，人受的原罪的制约，人的本性是有罪的，人的处境是危险的。”②
从西方文化传统背景来看，戈尔丁的《蝇王》带着明显的“正题反作”的意味，在对人的看法上一反过去的乐观主义态度，打破了过去对人本性比较流行的乐观的看法。这种看法在西方文学可以被称为一种“荒岛神话”(the desert island myth)。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于人类的理性就充满了信心，相信它能够经受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考验。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就创造了这样一个“荒岛神话”，在远离社会文明的孤岛上，一个人孤单的不仅能够保持人性中一些美德，而且能够用自己的聪明智慧继续征服和改造自然，创造一种人化的环境。据称，《蝇王》创作取材的那个原型故事，是美国十九世纪作家罗伯特·迈克尔。巴伦坦的一部小说《珊瑚岛》，写的是三个小孩因翻船沦落到一座荒岛上的故事，他们三人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心里没有邪念。威廉·戈尔丁谈及此事时引用了别人的一段评价：“由此可见，巴伦坦对人的看法是乐观主义的，正如他对英国男孩抱有勇敢、机智的看法一样，这些本领成功地制服了热带的岛屿，就象英国把帝国统治和宗教成功地强加在没有法律约束的其他人种头上一样。”③
显然，正象《桃源梦》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桃花源记”的幻想一样，戈尔丁的《蝇王》彻底打破了当时西方流行的这种“荒岛神话”。其中的缘由也许要从历史和时代生活发展去寻找。正如戈尔丁自己所说的“巴伦坦笔下的荒岛是英国小男孩居住的十九世纪的小岛，而我的小岛却是二十世纪美国小男孩居住的荒岛。”④两个荒岛处于不同的世界生活背景之下，与不同的时代精神相联系，也就表现了不同的人性内容。戈尔丁的荒岛的不幸也许就在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已经动摇和摧毁人类对自身及其前途命运的自信心，人性的弱点在互相残杀中被空前地暴露出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除了贩卖战争和制造了更强大的杀人武器之外，还带来人类私欲的膨胀，极力追求和沉耽于感官和享受之中——这一切都只能把戈尔丁的荒岛推到一个人性坠落、互相残杀的火海之中。戈尔丁就是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人性的危机，并为拯救这种人性危机而写作的。他曾说过：“我的总的用意说来很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相信社会的人能够达到完善的境地；一种恰当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亲善的感情，因此人们可以通过重新组织社会的方法消除一切社会弊端，很可能我今天又一次相信了与此相似的见解；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却不抱这种信念了，因为我无法怀有这种信念。……我决定采用小男孩流落到荒岛上这个常见的文学形式，但又把他们写成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缺乏生气的剪纸人儿；并力图表现他们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如何受到病态的天性、堕落的天性所创造制约的情况。”⑤
由此把《蝇王》和《桃源梦》加以比较，能够发现相类似的历史意向，这也是它们各自寓意的核心内容，这就是出于现实背景的不同，对于一些传统的理想，观念和精神提出了怀疑，并由此对过去的历史观念提供了反证。《蝇王》是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确定的一种对人的乐观看法提供了反证，而《桃源梦》则打破中国历史文化中“小国寡民”的传统理想。两部小说都凝结着比较深厚的历史内容，与各自的人文传统发生着密切的关联。具有历史感，凝聚于意识思考的积淀——这也许是现代寓言小说的魅力来源之一。
当然，这种相类似只是一种外壳——它只是来源于二十世纪一种对传统普遍的怀疑精神；如果我们深入于各个作品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就会发现很多奇妙的差异。从艺术意义上来说，寓言小说往往离不开一种具体历史文化的界定，并由此在故事和某种社会形态之间保持一种联系。按照戈尔丁的看法，寓言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取决于两件事，一是作家对题材有一前后一致的看法；其次看待寓言至多只能象看待比喻那样。这种平行的比较是准确的，而且寓言和作为基础的生活之间的这些平行比较不能无限延伸。所以他认为，寓言之为寓言，其作用只有在严格的限制范围内才是十分成功的。
按照这种观念来分析寓言小说，就不能不着重考察小说所依据的不同的历史生活和传统文化背景，尽管它们作为一种“模型”不可能在任何细节上准确无误，但是寓意正是在作者所观照的历史生活基础上确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桃源梦》和《蝇王》在寓意的指向、人物设计、故事结构方面都是显示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可以作为艺术创作上的不同风格来研究，而且可以作为不同历史文化和传统意识上的思想类型来进行考察。在这里我们只先在比较中提出一些疑问并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是对悲剧根源的揭示，《桃源梦》和《蝇王》选择了不同的重心。这二部小说都以人性的悲剧作为结局，人与人最后都陷入了互相残杀之中，但是在“谁之恶”这个问题上，前者把它归结于一种封闭的“灭人欲”文化的必然结果，而后者则归结于人的本性是恶的，残忍的。就中国人来看，后一种看法显然显得过于简单了。戈尔丁的看法颇有些象中国古代荀子，他认为人们的贪婪本性，内心的残忍和自私隐藏在一条政治的裤子里，而荀子认为是被一种“礼”的文化所掩盖着的。但是就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发展来说，中国人往往感触最深的是个性的被摧残，个人欲望被压抑，而不是人性的畸形膨胀。就此来说，中国人目前似乎对于人欲的的发泄并不感到恐惧，而梦寐以求的是消除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禁锢，创造一个人性得以自由发展的天地。
这种态度也表现在对文化的态度上面。我们发现，在《桃源梦》中，人性与文化(当然是有限定的)处于互相对立之中。作者把人性的堕落放在一个由规则、礼仪、禁忌、仪式等密集而成的文化环境中加以表现，显然和《蝇王》的作者大不相同，因为在《蝇王》中，人性的堕落恰恰是由于脱离了人类文明文化的某种规范，是在“无文化”状态中生成的。这表明，《桃源梦》和《蝇王》虽然在对传统理想观念的怀疑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同。前者是以文化为主来考察人性，而后者则以人性为主来思考文化；前者是过多地依赖于历史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制约了人，所以情愿把一切罪过归罪于传统文化，而后者则始终立足于人，人创造了环境和文化，所以并不把文化本身看得太重太死。
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对于历史，对于人不同的思维方式。《桃源梦》在整个构思上都显得很沉重，作者重于历史，重于群体意识，重于周围的环境。在作品中，天外天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制造着群体的禁忌，与天外天居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每一个人物的历史都是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这些因素环环相扣，造成了一个铺天盖地的网络，谁也别想从这个网中逃脱出去。《蝇王》的构思则不同，它重现实，重个体，重个性之间的冲突。在作品中，事情和发展取决于个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更多地取决于这些孩子的天性，而不是荒岛的环境，所以人依然处于主动(尽管是造恶)的地位，人们可以设想，如果荒岛上的孩子们选择的另外一种方式，比如尊重拉尔夫的领导，岛上的情况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决定性的因素仍是人的选择。人选择了历史和文化，而不是历史和文化选择了人，我以为，要想比较完满地解释这种差异，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一件工作，其中不仅系结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而且还包含着不同的现实态度和心理期待。
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能表明作品的水平的高下，只是增加我们比较分析工作的复杂性。照我看来，对于莫应丰来说，比较深重的历史感，对于传统文化比较复杂的看法使他陷入一种情感的纠葛之中，这给《桃源梦》带来了复杂和深厚的美学内涵。而相比之下，《蝇王》》就显得非常单纯(意向方面)且单薄(内容方面)。所以，无论从文化历史或者艺术特征方面来说，作为寓言小说的《桃源梦》也许更值得我们去注意和研究它。
这就是我推崇这部作品，并把它与一些中外寓言小说加以比较的原因。
参考文献：
① 中译本，张镜、何政安、刘英方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
② 见《寓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大出版社(1987) 531页。；
③ ④ 见② 548页。；
⑤ 见② 538、 531页。；
登载于《文学评论》198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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