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子丹
1988年最后的下午，我跟一位朋友匆匆赶往长沙肿瘤医院。因为前天有个热心的女士通知我们，务必在除夕这天去看望病危的莫应丰，以便让老莫能在众多朋友中间渡过本年度最后一天也是他本人最后的除タ。我被这建议感动。
再次忆起此事，已是1991年3月的某个夜晚。这天晚上我忽然间感到头痛，而且是后脑勺儿痛，这种痛疼叫我联想起一种令人胆怯的疾病一一癌症，自然也就又一次想起1988年最后一天的莫应丰。那时老莫已经垂危，脑部癌肿的残酷扩张使他头痛欲裂，在床头上下辗转，悲惨万状。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一阵紧似一阵地挣扎，并在挣扎的间隙里，奋力将他妻子送上的蒸蛋羹吞去，又呕出来。同去的朋友悉心为他按摩额头，希望能替他减轻些许痛苦，自是枉然。那一刻，我想到了安乐死，并对它的倡导者肃然起敬。无论怎样自强自尊之人，落到如此境地，入难自理，出已失禁，弱智孩童般被他人满怀了怜与痛惜乃至茫与麻本地劝来哄去或翻来复去，尊严丧失殆尽。而且明知逃不过病魔厉爪，只是一日日以非人的苦难换得向大限之期的迈进，何不安然体面地死去，来个一了百了。按照中国人的理性，在垂死朋友床头动了这香念头，自该引为内疚。但凭心而论，我的用心与替他按摩额头的朋友之想绝无二致。
我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将这个想法告知老莫。而且我并不乏中国人的理性，对这个念头不合时宜的闪现果然抱了深深的内疚。不过我想，即便把这个建议毫不隐晦地提供给莫公，他也是万万不会接受的。从他艰难而坚定地将蒸蛋羹呕出来又吞进去的行动中，谁也不难看出他绝处求生愿望有多强烈。他曾经是一个性格豪放、对自己较少约束的人，也由此获得不羁的恶名与真性情的美誉。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享受过比其他人更真实也更丰富的生活，包括在斗室里啃着长霉的馒头写长篇、拍桌子跟得罪不得的人物吵架以及时不时制造些桃色轶事供人评说。苦难和欢乐在无拘无束之中是会被加强和放大的。是否经过强化的一切会令人在行将失去它们的时候加倍留恋，只有莫应丰君自己知道。
1991年3月的某个夜晚，我在椰子树叶剪落的月光里又想起1988年最后一天。那天，我们没有见到预期的任何朋友，包括那位最后聚会的组织者。也许出了别的枝节? 也许电话里听错了时间?但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我发现处于半弥留状态的老莫对朋友们来不来以及来了几位并不在意。此时此地，他最希望见到的人是他女儿，最关心的事是如何通知在广州读书的大女儿贝贝尽快赶来。挣扎之余，吞进与呕出蛋羹之隙，他对我们说的所有的话，都只有关他的女儿——毕竟血浓于水——这正减轻了我们对未能完成这次为了告别的聚会所抱的疚憾。我们负着老莫山一样沉重的托付走出医院，满心里想的全是怎样才能曲折地将消息传达贝贝那里。因为不言而喻，老莫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天已向晚，地处郊区的肿瘤医院在仲冬的冷风里更显得空旷和荒凉。新年除夕虽不及旧历除夕那么叫人重视，但路边的铺店仍然例行假日之规早早上了板子，在行人寥落马车稀疏的路边等候仿佛永远不会到来的汽车，更凭添了几丝理之还乱的思绪。最后一天，最后的聚会，最后的嘱托，都大大加强了我们的“最后意识”，以致于当一只黄狗从我们身边跑过的时候，同行的朋友脱口而出1988年最后一只狗。
我一向讨厌并惧怕狗，尤其是路边没有驯化的野狗。但这一声称呼，却叫我不由得将那不喜之物多看了几眼，仿佛要记往它的模样。时间证明了那几眼的功效。两年又三个月过去，到了1991年3月的某个夜晚，我在后脑勺的剧烈痛疼之中，居然又活灵活现地看见了那只狗。一只普通不过的农家黄狗，迈着怡然自得的碎步跑在冷落的马路上。我怎么就记住了它呢?因为它是最后一只狗吗?这就是与莫应丰君的最后一面了。不久我去了海南岛，并在那里得知了老莫去世的消息。几个朋友联名打去一封唁电，表达我们的情义。
似乎所有的东西都非得等到它被“最后”做定语来修饰的时侯，才会显得珍贵。一只狗如此，一个生命也不例外。我们平平庸庸地生活在世界上，匆忙打发着光阴。岁岁年年，时间运载着生命泉水般源源流淌，我们毫不吝惜地挥洒，不过是凭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错觉。也许真正能够触动我们心灵唤醒我们生命的机会，只在亲朋好友濒死的床前。目睹他们非人的慘状，体察他们于绝境中渴求生存的愿望，听他们或者睿智或者浑沌的临终遗言，回想他们身足力健年月里可亲可敬可笑甚至可鄙的事迹，忽然就会觉得生命并非长流之水常青之树，它的茂盛与枯竭其实只在一念一息朝一夜之间，比我们所想象的要脆弱得多。时光的无形无声无质无价，注定了它只有获得了“最后”的桂冠时，才可能显出辉煌和神圣。可是不难想象，既已到了最后时刻，这辉煌与神圣将瞬息即逝，无论多么珍贵也无更多意义可言了。
与莫公的最后晤面，几乎没有谈话。最后一次交谈是他做了CT造影，医生直言以告他的肺癌已经转移到了脑部的那天。在此之前莫公一直不信(也许心里信嘴里不信)他得了癌症，曾多次扬言等他病好后，要到那个最初替他诊断病情的医院里去把医生臭骂上一顿。我确信CT的结果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会因此而垮掉。有些意外的是他表现的很平静，见到我就说:“我真的是癌，到底被你言中了。”一句话说得我抱歉万分，事到如今，我那说话没遮没拦的毛病变得叫人僧恨了，假如不曾有那次出言不逊的过失，我也许会轻松一些。
大约半年前，莫应丰在海南岛忙着办理农场经营执照的时候就已经病入膏肓。我们去招待所看他，发现他面色如土非同一般。于是我对他说他大约不是感冒。老莫笑笑说，不是感冒那是什么?我说，许多癌症初发时就是感冒久治不愈。说这话的当儿，我有种怪异的感觉，千真万确宣布他患的就是癌症。他当然不信，冲了满满一-杯牛奶来喝，说你不要骇我，不过是外感风寒加上营养不良，可是我坚持耸人听闻，劝他快些回长沙去检査。又过了半个月，老莫坚持办好执照之后，回去了。不几天，长沙传来的消息证实了我的预感。我丈夫责怪我过于心直口快了，我自然也有些后悔。中国人讲究忌讳，有时是很有道理的。
最后一次谈话的中心是气功，老莫突然对气功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举出一件又一件气功治愈绝症的例子，说得绘声绘色感同身受。又说他自已因为学过声乐，对气息掌握很有些体会，又兼有书法功底，书法操作也与气功相通，云云。诸如此类，无非力图说明他能学好气功，而气功学好了就能救命。那时节，我很是佩服他镇定自信直面疾病的勇气，认为他很够男子汉。可是两年之后细细想来，却又分明觉出那些言语中所包含的，正是一种巨大的对于死亡的恐惧。
两年又三个月过去，我已经离开故乡湖南，被生活放逐到中国最南边的岛屿上。在某个无眠的夜晚，听着远处一两声蛙鸣与犬吠，无端记起初识莫应丰时他说的一句话来。1983年湖南省作协召开的一次我父亲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刚刚当上湖南省文联党组成员的莫应丰，对父亲与会故友的发言感触颇深。他对我说，一个人死去十年之后，还有这么多人为他伤心落泪，实在难得。等我死了十年，不知是不是还有人记得我提起我。以后不过七年，莫应丰就以五十一岁的寿数辞世。此公生前不甚看重声名毀誉，他果真会如其所言，那般计较身后枯荣吗? 我不知道当他于死神股掌之上苦度最后光阴时，是否会复习并修改当年的慨叹。或许人们只有置身最后时刻，对人生的感悟方能真正明智而通达。
最后的才是被珍视的。
——这正是人类水远不能摆脱的悲剧。
(责任编辑 赵玫)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