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还曾号召革命文坛应有闯将。这里文坛的闯将无疑也应是真的猛士。而鲁迅先生对于真的猛士写下的标志，显然也同样应是对于文坛闯将的要求。
不久前在《当代》上发表长篇小说《将军吟》第一卷而引人注目的作家莫应丰，其创作历程我以为就颇有些闯劲。他的《将军吟》以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另一长篇小说《风》等作品，也都确是相当大胆地“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尽管鲁迅先生对猛士和闯将及其要求的两个“敢于”，所面对的乃是旧社会、旧中国而不是今天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但从整个革命现实主义的要求来说，我们今天的文学需要“敢于直面”和“正视”的闯劲，同鲁迅先生当年的号召在精神上自仍是一致的。
莫应丰同志这两部长篇，至少显示了这样三大特点：
一是毫无回避地从一定角度展开了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中种种特异风云的正面描述。这在文学、戏剧中虽早从某些侧面有所步及，但如何通过长篇小说坦露地摊开那场史无前例的武斗、混战乃至对革命精华的任意摧残和毁灭，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终于从实践中逐渐醒悟，斗争到底，则极少见；尽管已有种种议论，不少作家则还来不及考虑；而莫应丰却干脆闯了闯，不就带来了突破，给我们的生活和文学增添了新的色泽吗？
二是在涉及的生活和人物上，《将军吟》更放手揭示了我们人民解放军内部在十年浩劫初期种种极其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刻划了从部队高级将领到普通战士乃至文艺、医务人员、高干子女以及各色野心家等众多的形象。部队内部的矛盾而又涉及高级干部，文艺界多年谈及而总是优虑无穷地难产。莫应丰则是闯了一下，不竟没带来令人担心的后果，反因真实可信地从斗争血泪中展现了党和人民军队确是无以推毁的正义所在，而开了个好头吗？
三是两部长篇都确确包含了几多酸苦的泪花和淋漓的鲜血，从党和国家宝贵财富的老红军、将军一级的将领，到嫉恶如仇、对革命热情如烈火的青年工人，乃至如花似锦的接班人和三好学生，竟都有人在这场空前的混乱中献出了自己珠玉般的性命。而新社会的激烈斗争中英雄人物的牺牲虽也有人写过，却总还有清规戒律，莫应丰则闯得颇无顾忌，不也终于是虽战士牺牲而胜利愈近，因此效果不坏吗？
就这几个方面，如果作者没有一点闯劲，能够较快较早便把此等真情异景及其生动的形象和深沉的意义，带到今天广大读者之前吗？
不仅如此。《将军吟》和《风》虽都是去年同读者见面，但写作时间还要早，《将军吟》初稿更是写于粉碎“四人帮”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夏天。按常规，那正是大写“走资派”的阴云密布之时，不用说谁也难于考虑怎样去写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把当时林彪之流对老干部的迫害公开视若灾难的了。然而莫应丰无视于此，偏偏写了，《将军吟》和《风》这样的作品，这不更是“政于直面”和“正视”生活的宝贵的闯劲么！
莫应丰当然不是什么天生敢闯，而是也几经曲折的。这位生长于农村今年四十二岁的作家，学过音乐，参军后在部队文工团写过剧本。也热烈而真诚地投身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生活，但很快就从不理解而疑云累积，又开始觉着一些事情是黑百混淆，更终于亲眼看到了林彪死党对部队老干部确是在诬陷、残害，而忍不住气愤难耐。他曾力所能及地保护过个别老同志，同时就逐渐游离于动乱之外而有点“逍遥”。实际是在进一步探索和洞察那场自相残杀般的斗争，并于一九七○年千方百计复员回家乡湖南，心里似是想找个世外桃源从事写作，然而一坐下却又感迷茫、苦闷。同时便在思虑中深入了农村生活，在一九七二年创作了最早的短篇小说《中伙铺》和《山村五月夜》。这两篇作品都没豪言壮语，却是淡远、真切得超脱于“三突出”模式之外，透着泥土芬芳而在发表后引起了注意，并被译成外文载于《中国文学》。这当然谈不上什么“敢于正视”的闯劲，但在那时一切文学艺术都被诬为“毒草”，只有反现实主义地捏造阴谋文艺才得自由的特殊情况下，莫应丰这总也是找到了一点空隙，反映了一点人民生活中永远不灭的朝气，焕发了一点革命现实主义光辉的吧！
莫应丰正是由于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忠诚，因而他最初的短篇虽也闯过了生活的浓雾而带来一点光明，但随之在报刊向他提出种种反现实主义要求的约稿之后，他反倒保持了沉默。即便那时他已开始了自己第一部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的写作，但这部书也先后三易其稿，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完成。那几年他主要是埋头于学习、钻研，埋头于对生活的深思熟虑，宁肯不发表，也决不拿笔去趋风顺势。一九七六年八月有个写“走资派”的学习班通知他去，不去不行，他却坚持不写！特别由于当时《将军吟》的初稿刚刚秘密脱手，这自然是更已决心同写“走资派”尖锐对立。至于当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兵闯大山》，则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通过几个少年儿童在大山深林中新奇的情节，巧妙而合理地避开了当时无所不在的所谓“路线斗争”，也仍如闯过浓雾而钻得一隙光明，因之还颇为引人入胜，并成为当年十月胜利后该出版社能继续发行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将军吟》的具体构思于七二年开始。当构思日益成熟之际，恰遇周总理逝世，他正在上海改长篇而目睹了“四人帮”走卒仇视周总理的丑行，胸中的怒火已愤然非爆发不可。二月回来后就躲到乡下愤发开笔，不久的天安门事件更悲怀奋起到无视任何危险而写得更快。要知道，仅仅作品中那位空军兵团司令员彭其，竟终被逼到绝境，眼看就得送命，是周总理最后才把他接到北京。这对“四人帮”自然是反其道而行之，因而作者虽在当年六月草成了《将军吟》，仍不得不秘藏原稿，直等到粉碎“四人帮”两年多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后，才在文艺界同志大力鼓舞、支特下，公开初稿，征求意见，修改问世。
也就在等待的两年多里，作者七八年又把他批林批孔的生活体会写成了长篇小说《风》。后又把下农村的感受写了一组总题《迷糊外传》的三个短篇。接着并写了《走出黑林》这部长篇小说，作品截取了“四人帮”倒台后短短的时日，通过几个山地少年同拖枪上山为匪的帮派余孽之间种种哀乐交织的复杂纠葛，展示了十年浩劫所造就的某些特定人物及其可笑、可悲的结局。作品也对儿童文学创作进行了新的艺术尝试和追求。
莫应丰的主要成就无疑是《将军吟》，其次是《风》，短篇小说《迷糊外传》等各有自己的光彩。
《将军吟》第一卷是以文化大革命初期种种猝不及防、诡秘难测的缤纷景象展开的。首先是既安排了重点揪斗彭其的理由，却又在最初批判兵团政委陈镜泉的小插曲后，从揪斗管理处长胡连生开刀起始；此种布置就颇有典型性。因为胡连生同司令员、政委两位将军都是从“浏阳搞共产”出来的老革命，也是一同当红军的大批同乡中仅剩下的三位老战友，胡连生又爱僧强烈，火暴如雷，敢骂敢冲，神鬼不伯，而对革命的忠心又在部队上下处处受尊敬。胡连生一挨斗，岂不是一斧动百枝，那一部队要全军震动！并必然要迫使司令员和政委临困境而仓惶表态，一不小心便会自投陷井，自进圈套，因此又牵动一切有关的军民！
其次是彭其保护胡连生以后的情节安排同样是颇有讲究的。本来“造反派”又进一步抓到了彭其的“阴谋”，却还没把火烧到他身上。而此时让人感到峰回路转，正气又要居上风，以至彭其都忍不住耍开了自称的“小小阴谍”，搞了个现身说法、苦口婆心、文武齐来、忘乎所以的大会讲话，把混战中的各种人物劝教了一下午；这同时还对一批“造反派”来了个又抓又放；最后更在陈镜泉经再三迟疑终向彭其透露了北京某上级已下令非打倒他不可的时候，出了个敌人飞机侵入防区的事件，而彭其竟仍不顾自己命运，照样怀着失职之耻要下部队。这便从环境、事件上渲染了彭其性格，使其步步推进，朝着遭遇势必愈益复杂、惨烈的典型化方向深人！
三是作品中不论几位将军或胡连生，或各式官兵、家属乃至“造反派”群众，一方面虽都对那场运动有些晕头晕脑，另一方面则又是认真响应党的号召而努力以赴，甚至热情而焦灼得寝食难安的。唯独那个野心家、直通北京帮派老巢的宣传部长江醉章，才是“通明雪亮”的反革命两面派，从而兜露了那一部队的动乱原因。彭司令员的秘书邬中和老婆刘絮云一对，则是考验关头被烧得野心难耐，而自觉地步步下水、露馅、堕落；至于“造反派”头头范子悬一伙，却又是虽也受点骗，但终因极端个人主义膨胀无比到不可收拾、铤而走险，致陷入可悲的结局。而所有这些关键处，显然都安排得比较典型、合理，可看到作者艺术提炼和创造的功力的。
至于《风》在环境、事件上的选择、安排，使人想起熟知的张铁生和那位发表日记的小学生，但又另具特色。主要情节是“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而通过野心家记者，把小流氓李海制造成所谓“英雄”，并围绕它而展开的推行法西斯愚民政策同坚持抵制、反对这双方之间种种斗争和动乱。“英雄”事迹荒唐而又颇为可信，怪诞而又再现了当年现实污浊的原形；所谓“工宣队”也主要是派性加流氓，但又安排了一位刚强暴烈的工人熊国才自愿借调当教师以加强学校，最后三好学生杨毅竟被李海骗得陪去杀害了熊国才而自己也终被杀害；这种种设计看似新奇特异，实则真实地提炼、刻划了那一段被人为扭得变形了的生活，因而也显得颇带典型意义。
还可提到《迷糊外传》，写的是一位农村干部在“四人帮”肆虐时期，不能不被迫表面迷糊，而实则处处怪异、机敏地展开曲折斗争，以关心群众的故事。其中安排的幽默，令人捧腹，似荒谬而仍足信，这也是表现了典型化的力量的。
莫应丰对于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同样也颇下功夫。《将军吟》中三位将军之一的陈镜泉，虽然性格比较克制、犹凝，但对革命忠心一片而一生坎坷，丢掉一条胳膊而又丧妻、多病，这样读来也就使人敬重和关切。他的女儿陈小炮在书中虽不重要，然而这姑娘一言一动、一笑一骂、一发狠一任性，却处处独有而使人亲切，以至谁都要为她也将受害而深觉斗争太残酷与忍不住激动。至于司令员彭其这个作品中最主要的人物，四十年一半征战，一半建军，赤胆忠心，千锤百炼，他曾按组织原则批判过吴法宪，又同样做了检讨而仍主持工作，即使从测知到明知不正常的灾难已压到头上，也还在刚强地绞脑汁处理突然袭击，指挥部队，教育群众，危难中仍关心战友、妻女直到普遍士兵；但也对当前的混战认识不清而忧虑无穷，对觉和国家的前途更心焦如烈火，乃至要关门发脾气，要砸烂女儿的钢琴，不过又善良、单纯到摆老资格，任性、关人都不计后果。作者塑造的这位老将，有独自的性格和风趣，也开掘了他深沉、激荡、明朗与矛盾的灵魂。彭其的形象使人尊敬、挚爱和同情，也使人对他被害得置于死地的命运义愤无极；并对作品后面从周总理到胡连生直至他女儿一度的朋友和他关心过的普通一兵都予以深情救助，而不能不感慨绵长，激奋不已。彭其显然是个性格鲜明并有一定典型性的艺术形象，是当前文学上人物创造的诸多成就中不可忽视的。
《风》中的熊国才也有令人难忘之处。这个青年工人刚似烈焰，健如铁柱，劳动、学习勤奋至极，对眼前的浩劫更思虑深沉而又时时都非要火暴得干预。不论他在工厂、学校或剧场出现，就会风云变色而邪不压正，因其代表人民愿望而使低郁的气压立即冲天散开。他还偶遇了纯洁、柔弱、受气而坚持正义的女教师曾静如，并在互相交往、鼓舞中同这位三十岁出头仍然独身的站娘发生了使人欣慰的恋爱。然而他处处警惕却偏不顾自己，时时正气凛然却过分暴露，以至被一个小流氓暗算而栖性；但那小流氓实际又并非罪魁祸首。熊国才死了，真如迅雷轰击，使得任一正义者无不哀伤落泪，曾静如更心碎得永难弥合，读者也会至此掩卷低回。熊国才的艺术形象也是值得注意的，个性和典型化都颇有功力。
莫应丰作品中的人吻，从《将军吟》中的胡连生到彭湘湘、赵大明和小炮的哥哥小盔，以及江醉章、邬中夫妇等反面形象和“造反派”头头范子愚夫妇，或从《风》中的林校长、曾老师到话剧团陈卓、刘缨和她的儿子杨毅，以及帮派记者高亢和小流氓李海，乃至两部儿童长篇中的主要角色，几乎全都因或深或浅地竖起了个性而有着一定的感染力。至于《迷糊外传》中的宋秘书表面嘻笑、软弱、洋相，卖际内心剧痛、爱僧强烈而又善良、机敏，加之语言风趣动人，生活气息强烈，使得个性和典型化交织，在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中也较为突出。
这位作家确是敢于正视鲜血，敢于直面革命、建设中艰苦斗争的业绩与人生的离合悲欢；并且触角颇宽，一支笔就描开了相当广泛的题材和多样的人物，表现出不论思想和艺术都颇有闯劲和钻劲。这都是创作上的可贵之处，为我们新时期文艺的不断繁荣所迫切需要的。至于作者因进入文学阵地时间不太长，当也会有不够之处。写《风》虽在《将军吟》初稿之后，但其思想和艺术比之后者都要略显得漂浮一点，读来在某些方面甚至似还不如《迷糊外传》扎实。作者塑造的反面人物，比起来也显得外在、浮露有余，深刻、沉实不足，这即使《将军吟》也在所难免。作者的彩笔和视野也使人有宽而不厚、广而不深之感，这甚至还可能影响到一个作家对于独有的艺术追求，与艺术个性和风格的形成和突出。这一切，自都同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实践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扎实的《将军吟》就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并得长期探索和酝酿。《迷糊外传》的基础也是同作者出身农村并多次深入分不开的。
不过这怕都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以为最主要的是，莫应丰还通过作品向自己和文艺界出了个课题，就是应如何步步更深地反映文化大革命。对此作家们当然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生活出发，通过各自的角度，尽可能深刻地进行真实的、典型的刻划，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出震撼和影响人们灵魂的艺术效果。而这样的要求即使《将军吟》显然也并没达到。《将军吟》特别是《风》对生活的提炼还都嫌浅，现象的概括较多而典型化的高度尚不够。因此，作品的效果看来还都借助了今天的读者在十年浩劫中亲身经历或半亲身经历的补充，而并没进一步深挖出多少形成那场动乱的种种根源和依据；此种深度无疑会很快使读者不满足，对未来毫无文化大革命感性知识的我们的后代更将会远难满足的。另一主要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所锻炼的、造就的、卷起的英雄人物、喜剧和悲剧人物与反面人物，更还需不断深入地探索其灵魂，塑造出千差万别、多采多姿和日益杰出的典型形象。我们是多么盼望和需要不断出现这样的作品！多么期待着更多的作家“敢于直面”和“正视”惨淡、淋漓而又光明、壮丽的生活，学做鲁迅先生急切要求的闯将！我们当然同样期望莫应丰同志，继续大胆、勤奋地发挥自己敢于正视生活和追求真理的闯劲和钻劲，使自己不断拿出的新作，在新时期的文学阵地上站立得更加坚实引人一些。
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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