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上旬
（一）我小学期间就与中南音专有不解之缘
1949年，我就读于中南音专大门右方的武昌实验小学，家住在左方湖北医学院（现在的卫校，在武音湖的对面）。实验小学教音乐的李北汀老师二胡拉得很好，他拉的《良宵》、《病中吟》使我着迷，我就买了二胡和笛子，要李老师教我。李老师允许我进音乐教室去弹钢琴，我被李老师选进实小合唱队还担任过领唱。
1953年，中南音专成立。顾钟琳教授经常在星期天开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我当时是小孩子，进去听音乐会不收票，因而受到音乐的薰陶，就爱上了音乐。这年我小学毕业，并考上了位于昙华林的武昌实验中学，学校门口有一个《惟楚有才》的牌坊，鼓舞着无数幼小的心灵。
我在实验中学被音乐老师胡任之选进他指挥的武汉市少年合唱团，曾担任过合唱《钓鱼》的领唱，中南局共青团领导胡耀邦、胡克实曾接见过我们合唱团并一起留影。因为我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如饥似渴地在学音乐，加上听了大量中南音专“星期音乐会”上顾钟琳、潘昆迟和黄海怀的独奏，我就大胆去找他们，这就使我在1956年考进中南音专之前就认识了不少音专的人，如牛春来和黄海怀大哥等老师。
（二）1956年我考进中南音专附中
1955年，我迫不急待地给中南音专附中的方耀梅教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考中南音专，他给我回了信，要我初中毕业来考，1956年我就顺利地考进中南音专附中。
我主科学二胡，毛仲明老师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分配来，我被分到他班上。钢琴副科，没想到被附中副校长巫一舟教授要到他班上。附中个别课就只有主科与副科。钢琴后来又由陈婉、张美卿老师教。
其他共同课有视唱练耳，这是最重要的花时间最多的课，由舒琛珍老师教，她是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的，后来又去北京受苏联专家的培训，要求学生三年中对高、中、低、次中音谱表用固定调唱，口中唱一个旋律，右手在钢琴上弹一个旋律，左手弹一个旋律。后来教育改革，又要求用首调唱名法在任何一个调，任何一个谱表中把唱词立即唱出。这对学作曲专业的学生读交响乐总谱很有好处。当然，这样的基本功，下乡记录民歌就不成问题了。视唱练耳第一年不及格就得离开学校，我们班上就有两位同学由学校给联系转学走了。
基本乐理两年，也是共同课，用苏联斯勃列夫科夫那本《基本乐理教程》，学完这本书后，任何乐理方面的疑难问题都解决了。
和声共同课两年，是龙飞音老师教，他把我们当成他的孩子，要求我们背交响乐主题，说是对今后一生都有用。
民歌课两年，方妙英、杨匡民老师教，学唱、背中国民歌、戏曲 、曲艺。合唱、合奏课三年，合唱课是黄宜君老师教，民乐合奏课是周华林老师教，按专业参加，我参加民乐合奏课拉大胡。以上是音乐专业课。
文化课除数理化没有之外，所有的高中该设的课都有，我就不列举了。
1958年附中三年级时，全校下乡搜集民歌，我们班下到鄂西鹤峰、恩施、利川、巴东、咸丰，这三个月的活动影响了我一生的音乐创作。这是因为我们虽然平时有民歌课，但没有接触到生活中的民歌。鄂西土家族的高腔喊山歌、薅草锣鼓、花鼓戏、摆手舞，让我们年轻的心激动十分，每个人都是“满载而归”，不单学会了满肚子的民歌，而且还学会了舞蹈动作、锣鼓表演，大家都感到这三个月的下乡“胜读十年书”。更重要的是，从此让我们认识到民间有无限丰富的音乐宝藏。
在回校汇报演出时，我创作了高胡独奏《蓝河谣》、《土家人之歌》，赶上苏联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访问武汉，来武音看了我们下乡的演出，大师上台和演员握手时拍着我的头用俄语说“很好”，我听懂了，很受鼓舞。加上当年湖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程云，在59年6月号《长江歌声》上发文赞扬了我和武汉歌剧院青年笛子演奏家尹维鹤是武汉新近冒尖的新秀，并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高胡独奏《蓝河谣》，这两件事大大鼓舞了我的音乐人生。
以上是当年附中专业课的设置情况。这些课程解决好了，学生升入本科后完成大学的学业与非附中升上去的学生对比，将是两种不同的水平高度。
1959年附中毕业时，梁美美（钢琴）、伍而生（钢琴）、彭民雄（二胡）、陈能济（钢琴考作曲）、胡汝美（单簧管）五人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郑旺考取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全都被录取。说明当时三年学习的质量是好的，要说明的是他们中主科与视唱练耳是3分、4分、5分的成绩，并不是全是5分优秀的成绩。
（三）1959年我考进作曲系本科
1959年我考入武音作曲系本科。当时作曲系的老师按作曲五门类分，教作曲主科的是谢功成、黄容赞、曾理中、钟信明、童忠良、陆华柏老师；教和声的是龙飞音、马国华、郑英烈、黄明老师；教作曲理论的是孟文涛、叶露生老师；教复调的是廖宝生老师；教配器的是王义平老师。这五个门类的教师团队就是当时武音作曲系的实力。下面分别将各门类教学的宗旨、任务情况按我的看法作些说明。
当时学作曲主科的学生由原中南音专附中升上来的有：赵德义、晏成佺、骆季超、郑荣达、李朴光、成城、陆玉辉（李扬）、工农预备科的龙华堂；华中师大合并过来的有莫应丰、姚运才、周振锡、梁甫基、樊启祥、余亦五，共计14人。
这些作曲学生都要学的课是：和声课、曲式与音乐作品分析课、复调（即对位与赋格）课、作曲主科（三年级时赵德义、晏成佺、姚运才、梁甫基四人专攻和声主科，其他人依然作曲主科）、配器课。号称作曲五大件，实际是四大件，因作曲主科没有书本。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学校伙食很差。我们每到晚上11点时就饿得发慌，到学校门口买三分钱一碗的萝卜汤充饥，有的同学的脸色青黄青黄的。尽管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同学们的作业还是完成得很好。
我的作曲主科一年级是黄容赞老师教，他也是前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毕业的，是黄自四大门生陈田鹤的学生。他说过去作曲主科叫"自由作曲"，学生写钢琴曲，拿来到老师面前，老师批改，并指出优缺点，并参考前人大师的类似作品。1956年，教育部把全国各音乐专科学校教作曲主科的老师集中到北京，听苏联专家阿拉波夫与古诺夫的作曲与和声课。专家用俄罗斯培养作曲家的办法做示范性教学：要求学生先写钢琴曲体裁，从乐段结构入手，一直循序渐进到单二部、单三部、复三部、变奏曲和奏鸣曲式（交响曲第一乐章）。不单是曲式，和声、对位和配器，也全部在五年内解决。那时开始，比起前辈老师的作曲学习，我们算是有了循序渐进的过程。但陆玉辉同学提出这样学作曲，不如上海音乐学院过去的教法，模仿大师的作品写作，然后拿给主科老师改题。他的主科老师曾理中先生，也同意他这样做作业。
我二年级的作曲课由谢功成老师教，三年级时，学校到丹江水库边劳动边教学，我们班作曲主科全部由钟信明老师教，在丹江集体创作《丹江大合唱》，由杨立章老师与莫应丰同学作词（莫丹江回来后，念完三年级因家境贫困，就作为大专毕业生参军到广州工作了，后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将军吟》获茅盾文学奖，他说这部作品是按奏鸣曲式写的）。我记得是分配我写一个领唱、合唱的乐章，得到钟信明老师的表扬。四年级时我写了一部四个乐章的民乐合奏《人民公社组曲》，曾理中老师教我作曲主科，他很赞赏我用民歌改造成各乐章主题的能力，恰遇上民乐合奏课的周华林老师因病住院，学校的民乐队就由我指挥，排我写的这部作品。这两个学期对我掌握乐队效果，是很有益处的，这使我走上工作岗位时，立即显示了我驾驭乐队的能力。
童忠良老师从德国留学回来后，他创作了《中国鼓》交响组曲，由学校的交响乐队演奏。他的学生周振锡等人按他的要求用巴托克多调性手法做作业，对我们其他几位非童老师的学生也很有触动。童老师对作曲新技法的介绍，打破了当时作曲教学只停留在印象派的局面。有位同学请我为她演唱的一首新疆民歌配了钢琴伴奏，我因也研究了巴托克的手法，就在伴奏里用了这种不协和的和声。我的主科老师曾理中说，“搞这些东西必须学完古典、浪漫派和声”。我心中有些不服，因为我在附中已学过一次和声，到本科又学了一次斯波索宾《和声学》。当然，他是对学生负责，一定要他的学生基础打好。关于钢琴伴奏的写法，他曾以他发表在1957年《音乐创作》上的花腔女高音独唱《夜莺你歌唱了》为例，要求我多声部必须层次分明。
1963年底由谢功成老师带队下到湖北通城、崇阳两县学习民间音乐，这两县与湘南相邻，有一种小戏叫《提琴戏》，有奇特的唱法。主奏乐器形似湖南的大筒叫提琴，黄海怀学得很地道，我学会了唱与表演，回校汇报演出时，谢老师叫我与声乐系的刘昌桢同学演《唐二打铁》。由于紧张，调起得太高，引起哄堂大笑，我记了一辈子。我用提琴戏音调谱写了一首独唱歌曲《请到我们公社来》，拿给谢老师看，他说很好，回校拿给曾理中老师看，他也说很好，并说作品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得很好，不要再改了。这首歌当时交声乐系刘家宜同学演唱，听到的人都说好，学校领导把这首歌送湖北省参评，没想到获了一等奖。后来被选进《战地新歌》中，今天看这首歌仍是一首好歌。这说明我20几岁时写的歌曲已达到一定的高度，这就是我的起点高度。我后来分析谢功成老师的合唱《阿拉木汗》和黄容赞老师的合唱《在新建设的城市里》，发现他们学习专业作曲七、八年后，乐感与作曲技能已成熟，这就是一个作曲者修养的起点与高度。
关于写歌，我是1958年大跃进时写了一首大办钢铁的歌，被学校领导选上，抄在校游泳池墙上，这才是我真正的处女作。曾老师安排我与李朴光同学二人合写一部《风雷颂》的交响大合唱作为我的毕业作品，歌词是选用湖北省文联诗人骆文的诗。写完钢琴谱后，曾老师告诉我们学校合唱队没时间唱我们的作品。我只好用已排好的民乐合奏《人民公社组曲》演出，后卢国元老师参加当年上海之春回来，他在一次大会上激动地说“上海之春有个节目叫《社庆》，我们骆季超的《公社组曲》第一乐章也叫《社庆》，不会比上海的差！”，这说明他对我的这部作品是满意的。
（四）武音当时的作曲主科教学团队
当我知道我的作曲主科老师是黄容赞老师后，对他崇拜的不得了，因我在附中合唱队时已唱过他的合唱曲《在新建设的城市里》，棒极了。他的钢琴曲《狮舞》第一号在《音乐创作》上发表，学校也演出过；大跃进时他写的《东风交响乐》也曾由学校乐队演出。又听说他是苏联专家阿拉波夫与古诺夫班上培训过的作曲家，他在北京参加培训时还兼职为中央音乐学院四个学生上课。老师挑学生，学生也挑老师，我被黄老师挑中，我在附中毕业时的成绩，他是知道的。他把我们这些作曲主科的学生当苏联专家班那套教学法的“试验田”，我的作业他要我自己在钢琴上弹出来，然后是他边弹边改，并指出参考哪位大师的哪些作品。教了一年，他因眼疾无法看谱了，我便被转到谢功成老师班上。
谢老师那时是作曲系主任，他的合唱《阿拉木汗》我们学生合唱队都唱过，他的大合唱《长江抒情诗》演唱后全校都叫好，其中《白帆》在《音乐创创》上发表，全国的合唱团都在唱。当时他与曾理中老师合写的《合唱写作技巧》手稿已写出，我们同学多数都手抄了，我还保留到现在。此书出版后成为我国权威性的合唱写作著作之一，合唱业内人都称“北有瞿希贤，南有谢功成”，他那本合唱曲集中的每一首都可谓合唱精品。我发现他的个人气质超群，因此写了一篇长文《一个个人作曲气质极好的作曲家》。我们只要把谢功成老师的《长江抒情诗》开头几句看看，就能感受到他那气吞山河的胸怀。
曾理中老师也是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学生，此人聪明过人，作品不多，但每首拿出来都会让人吃惊。从他的几首声乐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作曲气质也是相当好的，他对我的《人民公社组曲》配器与发展作了许多关键性的指导。
钟信明老师教我是在丹江工地时期，虽说时间不长，但使我知道了他是一位交响乐思维的作曲家。他的处女作《长江画页》（1963）一鸣惊人，而后他写的几部交响曲在北京开交响音乐会时，被誉为“中国交响乐的一大将”。他的第二交响曲被评为二十世纪优秀交响曲，钟老师的交响乐创作水平是全国一流的。
童忠良老师他是一位理性思维高人一筹的学者，他曾经留学德国学习歌剧理论作曲，回来给武音带来了现代作曲技法。他的现代功能和声网以及后来的不少现代作曲理论与郑英烈老师的无调性现代作曲技术理论，推动了中国“新潮音乐”与“新生代音乐”的发展，这两位老师都是武音的骄傲。
陆华柏老师是位涉猎多种音乐体裁的老牌作曲家，抗日战争期间他的歌曲《故乡》，让中国人流出多少爱国泪啊！艺术歌曲《风和月亮》妙极了；1935年，他在福建音专任教时为刘天华十首二胡曲配了钢琴伴奏；他的管弦乐作品《西藏组曲》于解放初被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奏。有时学校音乐会上没有钢琴伴奏，他二话不说，就能上台即兴伴奏。可惜他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在学校走路都是抬不起头的人，但他对我们这些学生总是客气热情的。我一直认为，陆华柏老师是“重写音乐史应为其正名的作曲家之一”，他的名字和作品属于武音，他是我们武音的骄傲。
（五）武音当时的作曲四大件教学团队
廖宝生老师也是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毕业的，他是个越南华侨，法语很好。他的复调音乐教学是严谨的，一边用苏联的《复调音乐》作教材，一边自己翻译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杜布瓦《对位与赋格教程》，据说这本书培养过拉威尔、格什温这样大师级作曲家。这本书从一个音对一音开始，到写完五部赋格。两年做了大量的习题，只要写有几个音符的动机，我们就能立即知道其他声部该如何写出，这使我一辈子受益，廖老师对我的赋格作业很满意。我毕业后多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还提到我学习时写的赋格曲。我分到福建省歌舞团第二年（1965年）曾写过四首赋格曲，一次开会时拿给上海的陈铭志教授看，请权威指正。陈教授说：“我没有想到福建有人会写赋格曲，你写的赋格很严谨，看得出训练严格”。1979年我用南音《八骏马》作主题，写了一个赋格曲，后来填词参加中国音协主办的向世界华人作曲家征集童声合唱曲，瞿希贤老师任主任委员，我这首三部赋格合唱获了奖，排名第一。2006年中国民族管弦学会向全国征集大型民乐合奏曲，我把这首赋格曲配器应征，78部作品选出12部，现场演奏打分，我的这部赋格又获第一名。后来见到何占豪先生，他说他不知当过多少次评委，头次给我这部作品打了满分。适逢那年教师节，我就写了一篇“难忘恩师，恩师难忘”的文章发表，献给我的恩师廖宝生教授。由于这门课的作业很多，又不能跳越，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当然，这对我一生的音乐创作都有好处，我写作品的速度较快，主要得益于杜布瓦《对位与赋格教程》对我的训练。
王义平老师教我们配器。王老师是重庆交响乐团指挥郑志声的学生，郑是留学法国的老一辈音乐家，与王义平老师是广东同乡，所以，他们既是师生关系也是同乡关系。直到郑说“我教不了你啦”，遂再介绍王义平跟随他当年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的老师以函授的方式学习。郑志声任重庆交响乐团指挥时，把学生也带去做他的助手，所以那时青木关音乐学院的学生王震亚曾向王义平老师学过音乐（以上情况是王老师平时和我们聊天时谈到的）。在重庆交响乐团工作对王老师最大的提高是配器任务，比如王曾为当时在重庆上演的歌剧《秋子》配器。这就给王老师写乐队作品提供了实践基地。所以王老师的管弦乐曲《貔貅舞曲》二十世纪50年代，被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至今仍被公认的大师级的交响性作品，今年又被选为二十世纪优秀交响乐作品之列。
我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中提到我毕业于武音，配器是王义平教的，都有人对我讲王义平是中国交响乐配器的高手和能人。回忆起来，王老师的配器高在哪里？他上课用的是苏联瓦西连科的那本《交响配器法》，改我们作业时又举了他熟悉的法国、德国乐派大师的例子。他要我们下去对着大师的总谱和唱片去分析，他精细到总谱在图书馆哪个书架上，唱片在哪个栏目、第几曲（他被打成“右派”时曾被安排管理唱片）。配器中的高潮如何对乐器保留使用，高潮后乐器如何退出，长音的添加等等技术问题，他在课堂上都不放过这些细微之处。针对各自的作业，要我们回去分析许多作品。今天我们应该为武音有过王义平这样一流的配器老师而骄傲。
四大件教学团队中，和声老师有龙飞音、马国华、郑英烈以及黄明老师。这个团队除了按教育部规定的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还得要教民族化和声与巴托克之后的现代和声。后来，在谢功成院长的领导与参与下，童忠良老师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武音两次主办全国性和声学会议，使作曲理论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
曲式学，就是音乐作品分析课，由孟文涛与叶露生老师教，按教育部规定用苏联斯波索宾《曲式学教程》与吴祖强的《音乐作品分析》。孟老师学识渊博，他对国内外作曲理论权威的理论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多次将学术权威对大师们的作品分析的错误更正，得到全国学术界的认可。孟公的学生彭志敏，接过孟的接力棒，使武音的作曲理论尤其是现代作曲技法研究，在国内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并一直有着较大的影响。
与作曲系教学相关的还有民间音乐研究所的杨匡民老师，他是一位学者型的民歌专家，他的民歌色彩区理论指导着全国的民歌集成工作。杨老师的学生有刘正维、王民基和方妙英老师等人，这个团队中的每一位后来都成就卓著。
结束语
以上是我对母校作曲系1964年之前的回忆。我从武音毕业几十年，由于各种客观条件限制着自己的才能与成就，今天我仍然感到与母校当年培养我们、希望我们成为“能写交响乐与驰骋国人音乐生活的”作曲家的要求还有距离。我一直视音乐为生命，像苦行僧一样行走在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的小路上。生命在继续，我还在笔耕不停，为增添创作成就谱写新的乐曲篇章。在这篇文章结束时，再次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
骆季超2012年11月14日于福州
骆季超个人简介
骆季超，男，1941年出生，湖北枣阳人。国家一级作曲，民盟福建省第九届省委常委。1959年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附中，1964年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分配到福建省歌舞团工作至退休。他的音乐创作涉及交响清唱剧、歌剧、合唱、室内乐和艺术歌曲等多种体裁，曾在北京、香港、广州、东莞、福州和厦门等城市举办过多场个人作品音乐会，出版个人作品集12部。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