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吟》1980年出版时，文学评论界的反应与作品的实际价值比较，不能说是相称的，只有极少的报刊零星发了几篇文章，分析也显得简约。
两年后，即1982年，《将军吟》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它的价值才以权威的形式得到了确认。然而，较之另几部同样以文革为题材，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鸿篇巨制，《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冬天里的春天》《芙蓉镇》，我们的文学评论对于《将军吟》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注意。我想，这是毋庸讳言的。
有必要对这部作品进行再认识，这就是我决定写这篇文章的动因。
诞生于危难之际
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晦暗、最愚昧的一个时期，现代迷信、极左路线、极左思潮在那么广阔的范围，那么长久的时间内侵蚀和毁坏着一个民族的灵魂，真是“史无前例”呵。理智消融了，感情泯灭了。那么麻木，又那么疯狂。二十世纪的历史坐标远远偏离了真理的轨道，偏离了人民的意愿。1971年秋，林彪事件发生，人们从蒙昧状态中震惊过来，理智和感情都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一部分勇于反省，正视现状的人们，从这骤然崩塌的历史断裂层中，发现了事物运动本身所固有的某些规律，更坚定地作着真理的求索。莫应丰的《将军吟》的最早构思，开始于1972年。作家吸收了这一特定时期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的思想探求的成果，并从自身悲喜剧杂陈的经历和体验中得到了印证和启示。他像当时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最初也是虔诚、狂热的，所不同的是，他较快地从迷惘、疑虑中清醒过来，站到了这场自己曾一度崇奉过的“大革命”的对立的立场上。
1976年“四五”运动，标志和预示着中国的一个新时期将在殊死的格斗中分娩。这年的2月，正在上海改稿的莫应丰，亲自目睹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孽的倒行逆施，无比的义愤聚积于胸，《将军吟》的构思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臻成熟。3月中旬，他从长沙躲到小镇文家市，秘密从事《将军吟》的写作，以此表明一个普通的正直的中国人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判断和预知，至“四五”运动的发生，作家已经完成了十八万字。4月6日，作家听了广播，通宵达旦，耿耿难眠，他从中国现代史上这一辉煌、神圣的诗章中汲取了力量，坚定了信念，同时，他也从“四人帮”的垂死挣扎中，看到了笼罩着命运之上的巨大的阴影。4月7日，作家整整沉默了一天。他，面临着抉择——
我要把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判词喊出来。你说喊了就得死，我说死也要喊。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大喊一声，暴烈地死去。[1]
作家决定万死不辞，继续写下去。他常常在《国际歌》声的节拍中，奋笔挥毫。至6月下旬，完成了这部近50万字的长篇巨稿。
6月26日，当作家的忧国忧民之心化作《将军吟》的最后一个方块字时，他绷得紧紧的思维之弦，突然松弛了，逆水行舟115天，他似乎有点累，仰靠长椅，长啸一声：“唉！现在可以死了。”
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莫应丰这部关于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长篇小说，是极少的几部成稿与“文革”期间的作品之一（另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也出自湖南）。它诞生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之际，仅此一点，它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殊勋是不可磨灭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将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者的光辉名字，同载史册。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军吟》也是一部思想解放先驱者的书。历史告诉我们，文学的辉煌时代，并不都是生产力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生产关系极为落后，乃自反动时期，往往会诞生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而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更是呼唤着文学，为新文学催生。“文革”时期的文学状况，则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证，这是一个毁灭文化的年代，也是使文学停滞、堕落的年代。除天安门诗歌运动外，我国这一时期的文学几乎都深深地打上了极左年代的印记，成为殉葬品。剩下的，就是浩大的荒漠地带。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作品，是少而又少的。如果这也要总结一点什么历史经验教训的话，那应首先毫不留情的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文革”十年，不仅仅是当时的政治扼杀文化、文学，同时也反映了我国作家和文学阶层的某种脆弱和不觉悟程度。惟有其中极少数不畏强权的先进分子才用自己的生命汁液，在文学的荒原上栽种了几片绿洲。直至1979年春，当作家把秘密珍藏了两年多的手稿奉献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韦君宜和有关编辑并得到了明确的支持后，不是还有人担心它对“文化大革命”的情绪和态度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作家有权用创作对重大政治事件表态，这不等于对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做结论。应该支持《将军吟》的修改和出版。由此，我们不更感到作家的弥足珍贵？编辑们所持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的胆识，说明他们是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的。其实，文学的创作实践早已证明：文学有时可以而且能够走在生活的前面，起着开拓历史的作用。
提供历史发展线索预告未来
我们的文学评论界对《将军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今天的眼光和认识水平来要求它，认为它对“文革”的反映远不是那么深刻，那么艺术化的。
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去看历史，当然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用今天的水准，而不同时从作品当时所提供的对社会生活、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和把握中去加以评判，那么这样的评论就很难说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
事实上，《将军吟》的思想高度，远远超出了他当时诞生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发展方向的线索，预见了未来。在正面反映“文革”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中，他也堪称是一部较为深刻的力作。它所提供的思想、历史和审美价值，也主要是借助于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体现和暗示出来的。
在作家笔下，“文革”中一切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被当作不正常的生活现象，予以辛辣的嘲弄，强烈的谴责和无情的鞭挞。作家将自己的批判锋芒，首先指向了现代迷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今天回忆起那些怪诞的思想和行为，一定会觉得再可笑不过了。然而那是真真实实发生和存在，并为几万万人所信奉、实践过了的。而谁稍加怀疑，抵触，就会横遭祸殃，莫应丰将此诉诸白纸黑字，这在当时谈何容易。“文化大革命”究其实质是一场现代造“神”运动。而且，是以最原始最形而上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只有揭示了现代迷信及其产生的种种根源，才称得上反映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将军吟》不仅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和画面，生动逼真地展示了现代迷信的种种丑恶形态，让你从中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而且借助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言辞，尖锐地向现代迷信宣战。
《将军吟》对现代迷信种种怪异现象的勾画及批判，不仅是作为作品的时代背景，而且是作为人物思想性格活动的环境存在的。在这一点上，你能说这部作品只具有尖锐性，而不无某种特别深刻之处么？
自然，他的深刻性不尽如此。《将军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正面再现“文革”一个长过程的大书。尤其是它写了军队内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极难驾驭的题材。然而他毕竟较形象地展示了“文革”发生、发展并必将覆灭的命运。应该说，作家对历史进程的洞察和预见，还是相当深刻，高瞻远瞩的。不要忘记。这种深刻性和高瞻远瞩不是在今天，而是在昨天，在整个历史进程的发展方向尚未明朗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莫应丰将其批判锋芒指向现代迷信的同时，对极左路线、极左思潮也进行了深刻的解剖。
作品的具体环境写的是空军一个兵团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从军内到军外，从部队到地方，从下——干部、战士到上——中央军委、中央，一切矛盾，一切是非，一切思潮，都汇合成一股汹涌的旋流，涌进了这个地方。这里每天都在演出各种悲欢离合、稀奇怪诞的人生故事。上层政治斗争的帷幔，也被撩起了一角。
作品的事件起因于彭其司令员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公开批评吴法宪，从此，整个兵团领导机关不得安宁。事件是单纯的，但由此波及的矛盾关系却是错综复杂的。以这个事件为主干，“文革”发动至林彪集团覆灭的这一长过程中，各个阶段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矛盾都连接在这上面了。
作品的矛盾线索，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以革命者内部彭其司令员为代表和以陈镜泉为代表的一组；以彭其为代表和以反革命营垒内江醉章为代表的另一组。这两条矛盾线索，互相交叉、互为作用，展示了动乱年代各种势力、派别、思想、意识的分化、组合、裂变的复杂过程。
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人与人之间及家庭关系的变化，都在上述环境、事件、矛盾的启动下，集中到深刻的动荡这个焦点上来。彭其的命运变化，是极富代表性的。他的经历、身世、个性，反映了整整一代革命者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骤然变化的许多特征。彭其与他的战友陈镜泉，彭其与他的秘书邬中，江醉章与邬中，刘絮云、范子愚等人关系的变化，都深深地烙印着“大革命”年代的种种特点。陈镜泉的进退维谷，邬中的反叛和投靠，刘絮云的“参政”，范子愚的殉葬，都是极左路线的派生物。
小说的结局，只写到林彪集团覆灭，周总理召见彭其，并没有直接写“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结局，已经从作品的具体环境及其人物关系中，明确无误的显示了出来，而且，始终渗透在作家对其笔下人物的褒贬之中。彭其一方，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正义力量，代表着人民的要求、愿望和意志，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江醉章一方，这是历史的惰力、破坏因素，终将从历史潮流的高处败下去。
折射着个性光彩的社会性格
文学评论界对《将军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为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只写出了社会性格，或社会的类型性格，而缺少个性和典型化。我以为这种断言是缺乏分析的。关于这方面，我的估价是：既写出了社会性格，又有一定个性；某些成功的艺术形象，是颇具个性色彩，并有一定的典型性的；还有些形象，将作为新的艺术形象进入新时期的文学画廊。
社会急剧变动时期，由于命运受到环境的强制性的挑战和压迫而迅速浮沉起落，人们的思想、意识、性格乃至思维方式就极易染上强烈的社会色彩，人们心理的个性部分也容易遭到钳制，《将军吟》里的许多人物，确实有某种社会类型性格的印记，彭其、陈镜泉、胡连生、江醉章、邬中、刘絮云、范子愚、邹燕、赵大明、彭湘湘、陈小炮、徐凯……你都可以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找到他们各自的类型，然而，区别在于，他们并不纯粹是某个社会集团、派别、阶层的标签式的人物，他们的社会性格除有各自的差异外，就其本身来说，也折射着个性的光彩。不能说他们的个性写得很充分，也不能说他们周围的环境写得很典型，但他们之中的多数人物形象，毕竟活生生地站起来了。
彭其是全书最有光彩的人物之一，他的形象，容易使我们联想起一些老帅，联想起这些老帅在逆境之中的品行和情操。彭其的思想性格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芒，凝聚着人民的意志力量，但他又是有着自己的鲜明个性和多侧面性格的艺术形象。彭其的主导性格是刚正不阿、宁折不弯，但由于他处在矛盾中心位置，在对极左路线逐步认识的过程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碰撞下，他的性格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全书共四十章，直接写到彭其的占了十章之多，其中，我以为最精彩的是第八章《公审大会》和第十四章《老人心》。
《公审大会》一章，精细入微地雕刻彭其面对自己的战士和战友被极左路线涂炭时，心灵的极度悸颤和痛苦。
《老人心》一章，则将彭其坦荡的胸襟，宽容与原则结合的精神，柔中有刚的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
此外，在其他以彭其为表现对象的各章里，彭其思想性格的各个侧面也得到了丰富，彭其的思想性格特征就是在这连接着时代风云变化的际遇中，通过一系列情节、细节、行动、场面，闪射出灼灼光华的。
刘絮云也是写得相当成功的一个人物。她身上沾染的种种恶行——精于心计，巧于钻营，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欲望，穷途末路时的疯狂（用刘絮云的话说，就是“始终被一个更高的追求目标压抑着”）等等，一经与时代的病症相互作用，就升腾起一股带毒焰的色彩。小说对一人物性格特点的描写，主要是通过她的行为来完成的。误以为邬中将从金字塔上跌下来，以致表现出绝望的情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物的第一次丑恶亮相。尔后，她在腥风血雨中的三次出击，将一颗卑污的灵魂彻底地裸露了出来。第一次是奉邬中之命，将命运绑上江醉章的战车。邬中对此举的要求是：既达目的，又不过于外露、卑躬。刘絮云在将江醉章面前表露出来的全靠机巧、应变能力，使之获得了比臆想还要出色的效果。第二次是游说胡连生，妄图为彭其设下陷阱。她抓住胡连生“正直的愚蠢”的这特点，欺他不明内幕，激起他的愤怒情绪，步步加以诱逼。第三次是游说邹燕，将群众的仇恨情绪和心理引向彭其。她的手段，是抓住邹燕容易轻信的弱点，配以人情味的药剂，令周艳听命于她。这三次出击，勾画了刘絮云“阴毒”的一面，而陷害方鲁不成，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则展露了她狂暴的另一面。她那挟雷带电般喷吐出来的恶言秽语，她那“变成鬼我也要咬断你（方鲁）反革命分子的脖子”的凶残叫嚣，令人毛骨悚然！刘絮云在一出多幕剧即将结束前的最后一次表演，即与邬中确定是否易主之前，运用了她的全部心机，以及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特点，意欲摧毁江醉章关于后台靠山真实姓名的保密防线。这一行动是这个人物的灵魂纤毫必露，极富视感。
写得富有个性色彩的人物，还有胡连生。这位管理处长反抗现代迷信和极左路线的暴烈品格，令人肃然起敬。虽然他这种行为的主客观依据写得并不充分，但是，不能由此而认为这个人物是模式化、理念化的。这位不讲究方式策略，不留回旋余地的老红军战士，在他勇烈的品格中，也有纤细的一面。他最初对刘絮云的所作所为就存有戒心，而一旦发现她心怀叵测，陷害方鲁从而对彭其落井下石时，他迅即来个回马枪，令刘絮云之流狼狈不堪。
陈小炮是三个将军女儿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个。她是那种被时代潮流所抛弃，从而走上时代潮流对立面的青年。她的自立，她略带稚气的果决，她鄙视潮流的无畏，她的热诚和侠义精神，作品都表现得独具异彩。
如果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来看，陈镜泉是全书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关于这个人物的评价，褒贬不一。一种意见强调他的“媚骨”，认为不足取；另一种意见强调他的“良知”，认为值得同情。我以为，作品中所提供的这个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绝不是这么单一。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较充分地看到了时代的环境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一个人的性格，使之发生变化的。作家关于这个人物的创造，说过这样一个意见：“我处处原谅他，并不主张他去做无谓的牺牲。描绘他的形象可难了。一会儿写这一面，一会儿又写那一面。多灾多难的生活造就了不少多面人，他可以说很有一点时代特征。”
陈镜泉当时的处境，是夹缝中求生存，不能等同于苟且偷生，等同于“媚骨”。作家赋予自己笔下的人物这样一个特殊的处境，让他不作不必要的牺牲，应该说是可取的。在当时极左路线的高压政策下，陈镜泉的选择只有三个：象胡连生那样与硬碰硬；象彭其那样宁折不弯，象江醉章那样投靠叛卖。陈镜泉选择的结果是：不正面违抗，但也绝不投靠，不与错误路线一起肆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保护自己的战友免受其苦。陈镜泉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有环境的问题，有其思想觉悟水平的问题，也有自身性格弱点的问题。这里，一个不可弥合的矛盾是，理智与情感，常常发生尖锐的冲突。陈镜泉有“糯米团团长”的绰号，就是因为他懦弱，他忠于职守，“文化大革命”中竟转而为盲目、愚昧、顺从。当看到彭其受到极左路线迫害时，他懦弱、唯命是从的一面，与其良知、道德的一面，互相抵牾、消融。他的感情、心理、性格也同时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网状形态。
读了这部小说，上面涉及的这些人物总在胸际中游移，不能抹去。而且，有些形象，如陈镜泉、刘絮云等，是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里其他人物所不可替代的，这不也是《将军吟》的贡献吗？
作家的艺术追求与时代的格调调和
我们的文学评论界对《将军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这部作品的艺术估价不高，认为它粗糙——人物刻画线条粗，语言粗。我认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确有某些粗疏之处。下半部由于过多地追求故事情节的戏剧性，以致削弱了人物形象，使作品的思想不能继续深化、升华，因而没有达到上半部所达到的水准。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作家的艺术追求，以及已经取得的成果。我认为作家当时所做的艺术追求，与整个历史时代的格调是一致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动乱的、荒诞无情的年代，也是一个催人反省、思考的年代，一个产生思想战士的年代。《将军吟》在把握历史进程上，已充分显示了作家的思想高度，在艺术表现上也同样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将军吟》带有思辨色彩和杂文、政论的意味。
“文化大革命”实行的是专制政治，人们的理智和感情被沉重的压抑着，但总希望通过曲折多变的方式加以宣泄，这就需要杂文。第二十七章《风雪除夕夜》开篇一段关于时间的议论，就是一篇很精致的杂文。作家由家门前的石山、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变化的缓慢，气候更替的周而复始，进而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两百多天的瞬息万变，再由政治连及到人的命运的沉浮起落，最后点化出一种哲理：“每人都在变化，每人的变化又不同，可见人世间多么丰富多彩。”在这里，作家视野广阔深邃，思想纵横驰骋，由自然而社会，而政治，而人生，既简洁鲜明地勾勒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生图画，又揭示了环境对人命运深刻影响的这一思想。第三十九章《杀呀！杀呀！杀呀！！！》开头一段，作家由北方和南方的秋风比较写起，虽“颜色不同，声音是一样”，并意味深长地点出，“不要看树上还有绿叶，只不过今年该落的可以留到明年落就是了。”然后，笔锋转到人们对现实政治斗争的厌倦，都期冀躲过肃杀的秋风。最后，特写镜头又移向新近“衰败”的“革命家”范子愚此时的心境描写上，写了他灵魂的忏悔，良心的责备。在这里作家也是将自然与人生、与命运的画面迭印，从而引出对时局的针砭。
当作家感到用杂文的曲笔，尚不足以鲜明表明自己对时局的评判态度时，就直接采用政论的文笔。这里较为典型的，是第十八章《徘徊》开头一段关于伟人、理论、军队、人民相互关系的论辩。不仅思想大胆，且逻辑性强，层层剖析，深入透彻。第一层由睡眠这个普遍的生理现象，论及到造反派的各种类型；第二层，由造反派的类型，洞悉人的思想的丰富多彩；第三层，逻辑思维的运转由正常到不正常，现实情况是：“伟人”要用“统一论”来磨灭和销蚀千差万别的个性和思想；第四层，这个“统一论”的权威，是借助枪杆子做其后盾的；第五层，展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趋势。
这几个层次的剖析和论辩，是作家主观意识毫无掩饰的表白。这里，有对现实深刻的洞察，有对前景乐观的预测，有对“伟人”理论的辛辣的嘲讽，有对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的由衷歌赞，称得上是一篇出色的政论短文。
就《将军吟》的实际情况来看，它的思辨色彩，更多地是通过人物的思想活动、和谈吐体现出来的。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或浓或淡地从时代的潮流中汲取了思辨的智慧。赵大明由造反到觉醒、反叛，性格和心灵都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过程。让他重新认识自我时，运用的是思辨的眼光。反面人物的思想活动也是带思辨色彩的，只不过染上了污秽而已。邬中为了攫取权利，不惜连老婆也赔了进去。当动物性的嫉妒本能在他心中泛起的时候，他诅咒自己：为什么要狗一般讨取别人的赐予，但是当“理智”战胜了这脆弱的感性机能时，他提出了“赐予制”理论，并以此慰勉自己。
在《将军吟》中，这种思辨的色彩，还往往升华到哲理的高度，给人以更深邃的启迪。有时，它就一种人生格言，渗透在作品人物的种种观念、意识、人生态度上。
思辨性，是《将军吟》艺术上比较主要的特色。此外，由于作家曾在文工团担任过编剧和作曲，他还借鉴了戏剧和音乐的一些表现手法，使之与作品重大的题材、博大的内涵相谐和。在作品的结构上，主要借助于戏剧精心组织矛盾，形成高潮的手法。小说的第一章《琴声.歌声》，因是写人，围绕砸琴的事件，迅即将主要人物介绍出来，初露性格的端倪，悬念亦初步形成，勾画出了时代的氛围，尔后，采取立传式的写法，一章一章地对主要人物的身世、经历、现状写传（在这点上，它区别于中国古典小说序列立传的写法）。小说的前五章，可以看作是多幕剧的第一幕，之后，按照创造人物和故事发展的需要，精心组织了《公审大会》《老人心》《斗争会》《将军愤》《四面楚歌》等几个高潮，收到了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同时，又借助于交响乐的再现和变奏的手法，将某一种思绪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旋律上，有时又把各种不同的音响融汇在同一个画面里。第一章《琴声.歌声》，旋律是抑郁的；第八章《公审大会》，旋律是愤懑的；第十一章《小船啊小船》，旋律是怨艾的；第十四章《老人心》，旋律是明快的；第二十八《将军愤》旋律是激昂的；第三十三章《热情奏鸣曲》，旋律是热烈的；第四十章《爱与死》，旋律是缠绵的；第四十二章《温泉夜》，旋律是挑逗的。但在同一章里的旋律，也有其他各种和弦，就是同一旋律本身也有节奏音响的多层次变化。思辨的色彩，与由各种感情组合的吟哦式的旋律相结合，就构成了《将军吟》艺术上独特的格调。这种格调，不是以诗的语言、散文的韵味，而是从流贯于整个作品之中的内在的情绪力量体现出来的。
他的稚嫩之处，包含着历史的局限性
《将军吟》的稚嫩之处，有目共睹，这是无须回避的。这里有这家艺术功力方面的原因，但也与一个时代认识上的局限性有关。如前所述，我之所以给这部作品比较高的估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作家的思想，基于当时时代的前锋位置，而他的弱点，也恰恰反映了当时时代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
其一、作品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背景、根源揭示很不充分充分。作品对现代迷信、极左路线、极左思潮的种种恶果，做了真实的写生式的实录，它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在危难之际的巨大力量。但是，在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连接方面如何透视出“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深刻背景和根源，作品似乎显得较为薄弱，《将军吟》中唯一两个对“文革”的现代迷信、极左思潮持否定态度的人，他们亦不知其害何以为害？而胡连生则是更多地从直觉上、从自身经历的对比中，来看“文革”种种怪异现象的。彭其对“文革”持对立的态度，他还直接参与了上层的某种某些政治斗争，但他对这条路线的延续和发展，对动乱的原因，思索是不够的。作品揭露了现代迷信的种种荒诞现象及其危害，但对其何以出现在“文革”这个特殊环境里，也缺少令人信服的揭示。作品不能像一些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杰出作品那样，将整整一个时代的全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形成、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思想性格和心灵世界的全部丰富复杂性，做史诗式的概括和提炼，这样，必然要削弱人物形象所蕴含的巨大的历史容量必然要削弱作品的思想深度。
其二，我以为，《将军吟》对人物心灵世界的开掘还不够充分。“文革”风暴在人物思想活动过程中的轨迹是较明晰的，但它如何撞击着他们的心扉，产生出各种奇妙复杂的灵魂震撼，作品写的却较为寡淡。彭其与陈镜泉是共事四十年的亲密战友，他们的矛盾纠葛贯穿于“文革”的始终，由牢固的、长久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疾速产生裂变，这里除有巨大的思想震荡之外，感情世界会经历怎样的剧痛变化，而作品恰恰在这方面，对彭其的精神世界开掘不够，彭其怎样看待这种关系的变化，看待处于一个特殊位置上的陈镜泉……等等，我们从书中几乎没有得到什么答案。同样，经历了巨大灾难之后，彭其对包括骨肉之情在内的感情生活的眷恋，也显得过于简略，彭湘湘与赵大明是恋人关系，在“文革”浪潮的袭击下，他们分开了。小说对彭湘湘徘徊于恋人与仇人之间的矛盾痛苦心理，写得细致动情，而在赵大明那方面，只是较多地显示了人物的思想立场，而对其关键时刻与彭湘湘的的感情纠葛，则写得仓促，内在逻辑依据不够充分。江醉章这个人物心灵世界的开掘，同样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我不同意某些批评意见，简单地把这个人物的塑造归结为脸谱化。应该说，这个人物在一定特定形式下的思想复杂性，还写得较为有声有色，他与刘絮云在政治合作过程中的感情纠葛也写得绘声绘色。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小说按照流行的观念，首先把江醉章至于坏人的位置，这样，这个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展现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果相反，把江醉章写成一个因“文革”特殊机遇而逐步堕落的典型。我想，他所概括的历史容量可能会更大一些。另一个将军李康在被逼自杀前，只留下了一封简单的遗书，我们从作品中，很难看到他在做出这种痛苦抉择前的复杂心灵。
莫应丰在“茅盾文学奖”的首届获奖作家座谈会上，曾说过要建设好具有中国气魄的新文学大厦，要在现代世界文学中争中国文学的地位。我们期待着作家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新的长篇巨制的诞生。
[1] 转引自薛浩《评长篇小说<将军吟>》，《人民日报》198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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