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為誕生在灰暗土壤裡的一棵生命樹，《將軍吟》的出現，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講，都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乃至中國當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個奇跡。
它的出現本身，它的成功與缺憾，貢獻與不足，都值得我們給予特別的關注與探討。面對這一充滿了悲劇情感，同時也充滿了自我剖析精神的作品，你無法保持局外人的鎮靜，無法掩藏自己的靈魂；你會發現，這是一個永遠不會死去的文本，它在毫不妥協地把我們提升到自我證明的人生狀態後告知我們：什麼是真正的藝術及藝術秉賦。這一切皆來自思想的蘆葦對於混沌世界的困惑，對於鐵一樣真實堅硬的意識形態生活的懷疑和抗拒，來自個體存在與群體活動的對峙與較量。
（二）
《將軍吟》講了一個有關文化大革命生活的故事。現在看來，這個故事的價值並不在於它從正面表現了文化大革命運動，從而給歷史留下一面鏡子，而在於這個故事本身所蘊含的深度超過了正常的歷史理解力與想像力。與正面的時代生活相比，作者的筆端顯然更多而且頻繁地沉溺在個人生活的世界裡，顯然更傾向於個人的情感反應與心理態度，在誰也說不明白的非理性的顛狂、盲目、任意、破壞與無能為力的狀態中，時代成為了一個沉重的陰影，成為了一個「魔鬼」:是什麼「魔鬼」跑進來作怪使一個堂堂的集團軍司令竟失去了掌握小小會場的權利？是什麼「魔鬼」的憑附使得每一個人都不屬於自己使生活失去了基本的秩序？ 像馬爾克斯筆下的那場加勒比的颶風，時代在這裡變得神奇並富有「魔力」。
對這種魔力作者無力索解也無須索解，解決人與歷史的尷尬也許是人類社會永遠的責任，能夠發現這種境遇並表現出來昭之芸芸眾生，對一個小說家來說，已經近乎一種刻意與苛求了。
在這個意義上，《將軍吟》已經讓新時期之初一連串的藝術動作相形失色了，莫應豐在1976 年的思考令當今所有進行文學操作的人都感到了沉重的失語。然而，作品的深度並不僅限於此，與社會批判雙重進行的是對構成基本社會單位的個體生存活動的審視與分析，在社會生活的背景上，拷問了自我的靈魂，通過對個體諸生相諸心態的陳列，讓我們看到了潛伏在每個人心中並相機出來表演的「魔鬼」：原始本能的惡欲。貪婪、自私、破壞正是這些陰暗不安的成份，才使得人在更多的時候失去掌握自己的機會而去聽從冥冥之中的魔鬼的笛音。
可悲的不是人無力抵抗「魔鬼」的誘惑，而是根本不肯傾聽自我心靈的回聲，根本不去營造自己的意志之牆來阻礙「魔鬼」的出入。
彭其司令員的秘書鄔中、門診部護士劉絮雲、「革命家」范子愚、文工團員鄒燕這一干小人物之所以紛紛參與到一場罪惡中去不能自拔，就在於他們對社會生活流的主動委身與自覺投靠。
最能夠說明問題的就是那個經常被劇中角色所感動得落淚的話劇演員鄒燕，在參與對老紅軍胡連生的鬥爭時，良好的本能使她面臨慘劇的發生時竟控制不住落下眼淚，但她寧可選擇去廁所擦去軟弱可恥的眼淚後繼續鬥爭，而不選擇聽任眼淚流下來，選擇自己的良知。從這個角度看來，所謂「文化大革命」悲劇乃至任何一場歷史悲劇的發生與延續，作為社會個體的每一個人，也許都該擔負不可推卸的罪責。
（三）
遺憾的是這一思想在1976 年以後許多年裡的中國文學和思想理論的發展中都無法找到回聲，只在一部八旬老人寫就的《隨想錄》裡才達成共識。這種結果不能不引人深思。
《將軍吟》最初創作於1976 年3 月至6 月，正值「文革」行將結束的前夕。但是，像「文革」最初的歲月一樣，社會意識仍然處於盲目肯定的狀態，殘缺的感性的迷狂仍然憑附並佔據著全體的社會心靈，「革命」勝利後新生活的幸福還像一輪初生的太陽令人陶醉。一切都罩在和平神聖的光圈裡，新時代消息杳杳無期。
作者所面對的就是這種近乎絕望的虛無和永恆，除了自己的心靈和眼睛之外，他無所借助也無復依傍。在這樣的條件和環境下能夠產生上述否定的思想並把這一思想表達得如此細膩，恐怕不是單憑一種單純的冒險精神所能達到的，也不是所謂「寫真實」的創作方法所帶來的正效應，而應歸納於一種深刻的藝術哲學思想：真正的藝術不應是時代生活的寄生品，不是對傳統的重複，而應為時代形象、為傳統提供一種可資參照的價值體系；它緣於一種毫不媚俗的獨立意志，緣於對表象性質的思維方法的摒棄，緣於藝術家對自我心靈連續不斷的傾聽與辯析。離開了這些原則，藝術將失去所有的莊嚴而淪為一種膚淺的風雅形式，成為一張空洞的標籤。《將軍吟》正是在這些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本。
除此之外，《將軍吟》做表達體系、表達機制也基本近於完整而健康，生動如生的人物形象，敘述基調的沉著與抒情，語言風格的清新與樸實，連共時性組接中呈現歷時性流動的結構等等，都具有自己個性的特徵而較少當時文學習尚的影響。只有在個別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別是在宣傳部長江醉章的形象上，明顯地存留了「反面人物」 時代特徵，明顯地接受了階級鬥爭文學意識的影響，這是避免不了的。任何具有獨立意志的作家在枝節的細節方面都免不了趨俗，否則就是「超人」了。
但在邏輯上，「超人」根本不存在。這樣看來，《將軍吟》的缺憾是必然的，是命裡注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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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意義
《將軍吟》的創作，其政治意義應該是大於文學本身。為什麼要冒險創作這樣的作品？
莫應豐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不願意昧著良心服務於那群國賊，於是整天消極偷懶，能躲則躲，能推則推，能裝糊塗的決不自逞聰明。經常串門聊天，哈哈大笑，貌似玩世不恭。年華在虛度，精神痛苦已極，壓抑著一腔怒火，不知從哪裡噴出來。」又說，「我當過兵，對軍隊有所瞭解，知道槍桿子能夠影響國家前途。復員以後，我仍舊常與軍人接觸，對他們心中所想略知一二。那時我幾乎把全部希望托付於我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將軍們，只要他們認為時機成熟，振臂一揮，士兵們都是乾柴，立刻會燃起沖天大火；老百姓也都是烘烤在烈日下的火藥，隨時都可能發生爆炸。萬惡的『四人幫』將在一片火海中化成灰燼。這是我的幻想。於是我想為那些可能是未來的救國神靈們立傳。」莫應豐說，「我想把它寫成一個正直的將軍發自內心的悲憤的長詩，籍以抒發他們那一輩人的主流思想，激發人們對自己和人民命運的關注。我寧肯把我寄予希望的對象盡可能寫得美一些，把美的靈魂和美的性格當成日出前的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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