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读者写信我，在一九七六年的政治条件下，你为什么想到写《将军吟》?
熟悉什么写什么，这是最简便的回答。
不过，我写《将军吟》的动机，还要稍微地复杂一点。复杂得有点可笑可悲。
我自一九七〇年从部队复员，在长沙市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结识了一群新朋友。这些人大都是文学青年，又都无例外地在文革大动乱中兴奋一时，疯狂一时，后又在无情的现实面前领受种种教训，经历着可怕的清醒过程。每清醒一分，便觉得不寒而栗，因发现自己的思想又朝“反动”的方向近了一步。但谁也不愿意麻痹自已的神经，宁肯一冒“反动”之风险，也绝不简单盲从。我们经常集聚在一起，交换各自的情报，讨论政治寒暑，一腔热血，忧国忧民。
当我反复地想着一个问题：在今日中国，一个有志男儿，于国家民族能作点什么贡献呢？从事自然科学的人好办，虽然受到干扰和压抑，只要坚毅和诚心，仍可报国。而我们文艺エ作者，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越是努力工作，越对不起人民。当时的文艺，只能是当时政治的喇叭筒，使劲地吹，使劲地为“四人帮”卖力。我不愿意昧着良心服务于那群国贼，于是整天消极偷懒，，能躲则躲，能推则推，能装糊涂的决不呈明白。经常串门聊天，哈哈大笑，貌似玩世不恭。年华在虚度。精神痛苦已极，压抑着一腔怒火，不知从哪里喷发出来。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小人物，手无缚鸡之力，要使乌云散尽、重现天光，不是我所能有什么作为的。小人物只有愿望，只能望天祈祷。我当过兵，对军队有所了解，知道枪杆子能够影响国家的前途。复员以后，我仍旧常与军人接触，对他们心中所想，略知一二。那时我几乎把全部希望托付于我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将军们，只要他们认为时机成熟，振臂一挥，士兵们都是干柴，立刻会燃起冲天大火；老百姓也都是烘烤在烈日下的火药，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万恶的“四人帮”将在一片火海中化成灰烬。这是我的幻想。
于是我为那些可能是未来的救国神灵们立传。
他们是值得立传的。在他们漫长的戎马生涯中，除了经历过辉煌胜利而享受到无尚荣誉以外，不也曾受过莫大的侮辱么？他们为之流血献身的事业，不是已被弄得一团稀糟了么？他们当年衣不蔽体、食不饱肚而投身于“吃革命粮”，时到四十多年后，不是仍然存在衣食不周的現象么？就连他们的子女，不是也是在一场浩劫中枯萎了青春么？他们的心里当是一首长长的悲愤的诗，他们不应该沉寂，应效法屈原而作离骚。倘自己因故不能，也应有人代作。
我幼稚可笑，居然不顾自己的能力，就想写一部长达百万字以上的《将军梦》。我想把它写成一个正直的将军发自内心的悲情的长诗，籍以抒发他们那一辈人的主流思想，激发人们对自己和人民命运的关注。我宁肯把我寄予希望的对象尽可能写得美ー些，把美的灵魂和美的性格当成日出前的晨星。我们的生活需要晨星式的美，晨星便是希望。
当然我是做不到的，不过是有此愿望而己。但是，人活着总要有望于未来，能保持活下去的信心。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也要有望于成功之日，才能把事情做到底。我知道我写得并不功成，不能在自欺中陶醉，这项创作有无意义，全靠我所描写的对象，以后来的历史事实予以评断。我当然希望他们的后来是完美的，所以我在稿末把彭其将军比喻成一只工蜂，“不要忘了：它的尾部藏着箭。”不言而喻，我希望它把箭刺向国家民族的敌人。
看起来我是在煞有介事地干一件大事，其实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书写成了，当时能够出版吗？不能出版，它对生活的作用何在？那么认真地解剖生活，企图给人一些启发和激励，关起房门来大声疾呼，全都只有自己知道，顶多还有几个知心朋友能报以无声的赞许。我写到半途就常以苦笑来自慰了，心想，写完后还是埋到地下为妙，能在将来当作马后炮放响，也算没有枉费一番苦心。写小说的人，大概是世上最可悲的勇上。
这使我联想到文学的社会功能，不可把它佔计得太高！
原打算写成三部曲，现已出版的《将军吟》只是全书的首部。这又是属于可笑的幻想，生活的戏剧能由写小说的人来充当导演吗？生活舞台上的变化是迷离莫测的，尚未发生的事情谁也不可预料。我想接照逻辑推理的方法来推演书中人物未来的作为，事实证明是荒谬的，因此，原定的庞大计划只好作罢。我们只能描绘过去的历史图景，顶多是记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至于未来，只好求助于专写科学幻想的作家们了。
不过，我最初的愿望并没有忘记，愿生治比小说更美，我仍旧寄望于理想化的彭其。且看英雄们怎样创造光辉的业迹吧！我虽不オ，天下有オ之士多矣！既有创造者在先，便有讴歌者在后。
原文登载于1981年第2期《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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