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吟》初稿写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至六月二十六日，正是天安门事件的前后。我匆忙写下这部长篇，寄藏在朋友家里。“四人帮”垮台以后，当我从朋友家里把稿子取回来重新翻阅的时侯，正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我惊讶地发现，《将军吟》初稿中对于文化革命时期种种是非的判断，跟三中全会公报的精神基本相符。我想，这大概是我在写作中尚能从个人的是非恩怨中跳出来，站在高处，客观地对待一切，也包括解剖自己。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打算把这一段生活写成小说，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人。我经常嘲笑自己在运动中的种种愚蠢表现；经常问一问与我立场不同的人有些什么道理；又经常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走资派”的委屈和痛苦，对于因运动起家而洋洋得意的人们，我不去逢迎巴结，不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一句话，是超然于自我之外。我认为，这样才能使思想活跃，视野广阔，胸怀博大，无所不容。当然，超然于自我之外，并不容易做到。有一些同志没有摆脱个人的狭隘角度，都把自己的利弊得失看得较重，用以判断是非，指导行动，因而造成了惨重的失败。这种现象很值得深思。站在个人的狭隘立场，得到一孔之见，就仓促地动起手来，这在任何时侯都是存在的。尤其是处境改善了，自认为有了一些自由的时候，更易过份地相信自我。
只有超然于自我之外，才能使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有勇气站在正义的方面。文学是写人的，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充满了是非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学就是剖析人类是非的学问。从事这门学问的人，都有自己一定的是非观。同样的生活在不同人的笔下会写出不同的面貌。依我看，文学还是要能伸张正义就好，伸张正义的文学，是生命力较强的文学。
要写出伸张正义的作品，作者无疑首先要对正义的人和事物有感情。过去我们有过一种教训，今天说这个好，大家都写这个好；明天说那个好，大家又跟着写那个好。作者似乎是一些简单工具，不能有自己的立场、感情和是非观。没有感情就没有艺术力量，没有艺术力量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感情从何而来？只有从自己的为人而来。为人刚正，有正义感，他才能产生正义的冲动；为人生性乖巧，他肯定是爱既不深、恨也不透的。
朋友们都说，我的《将军吟》彭其这个人物写得比较好一些，整个作品也使人感觉到贯穿着彭其的气质，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深深的敬慕彭其这类人物，我对他的爱是真实的，甚至有些偏爱。虽然我自己的为人在彭其面前应该有愧，但我有强烈的愿望，想向彭其靠近，正是因为彭其在我心目中有那样崇高的地位，他对我的感召力是那样强大，才使我产生出巨大的勇气来，敢于冒着一死，在“四人帮”造成的一片恐怖气氛中，像傻瓜一样，写下了四十七万字的《将军吟》。这部小说如果说有一定价值的话，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为时代所需要的人物。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需要的是一种敢于把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的人。彭其就是这样一种人。
我看到中外古今有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都是很有骨气的人。我想，他们的成就和他们的骨气不会没有关系。屈原的文章和屈原的为人不是一样吗？真是文如其人！
也有人以为，生性乖巧，照样可以做出成绩来。我不否定有这种情况存在。但我们不能忘了近几年的教训，政治生活中有一种“风派”人物存在，文学队伍中不是同样也有“风派”吗？“风派”都是生性乖巧的。“风派”文人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可以出作品，并且都是转弯转得很及时的。正因为他转得太及时了，也就常常闹笑话。我不知道一个“风派”文人死后，子孙们将怎样评价他一生的业绩，将用一些什么样的赞美词句来写他的碑文。为了不要贻笑子孙，我们还是不要当“风派”文人为好。
由此又想到一个问题，要想不当“风派”、不闹笑话而“善为文”，还需要勇敢地抵制虚名实利的诱惑。从事写作，是一定要跟名利发生关系的。名利是客观存在，不考虑它是不实际的。读者信任名家，有时甚至带着一定的盲目性。成了名家就给今后创造更多的成果开辟了方便之路。所以，谁也不能不正视它的存在。问题是，如果出名的瘾头太大了，就很可能写不出有价值的作品来，因为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出名。为了出名而写作，很有弄得声名狼藉的危险。
又要从事写作，又不为虚名实利所诱惑，是不易做到的。只有当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心中确立起来的时候，当正义的冲动已经发生的时候，名利的诱惑才显得没有力量了。从事写作的人，人格是重要的。在人格和名利之间，我选择了人格，在混乱的年代，我决心做一个甘于寂寞的人。
甘于寂寞是有痛苦的。人家会对你产生许多误解，你是不是没有能力？你是不是胆小怕事？我就曾经被人认为是无所作为的庸人。我想对人解释，又不能解释；我想让人理解，却很少有人理解。只有我那几个最亲密的文学朋友，才能给我一些支持和安慰。
甘于寂寞虽然有痛苦，但一当有了精神的寄托，痛苦便化大为小，化小为无了。正义在我心中冲动起来，要为人民代言、要讲真话的愿望强烈得盖过了一切，甚至把生命安危都置之脑后了。寂寞总不比坐牢和杀头可怕吧？寂寞又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当我以平均每天六千字的速度秘密地赶写《将军吟》的时候，我不但忘记了寂寞，也忘记了生活清贫的痛苦，甚至还不知道这部稿子将給我带来灾难还是幸福，我只是在搁笔的时候，心安理得地感叹了一声：“唉！可以死了。”
一般站在文学之路端跃跃欲试的青年朋友，大概无不知道学习写作技巧的重要，但是不是都知道为人的重要呢？
我主张重视为人。要能够超然于自我之外；要敢于为正义的事业献身，要不受时风时雨的影响，能抵挡虚名实利的诱惑。这一切，还都在于要搞思想改造。我们都不是圣人，我明知道，我自己的灵魂之窟不无阴暗的角落，不过，当我拿笔写作的时候，要能让光明面发挥作用就好。如要从长计议，还得不断地扩大光明面。提倡思想改造，并不意味着把人改造成“四人帮”所需要的那种思想僵化的简单工具，而是要改造成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国家民族和我们党的伟大事业的有实际用处的人。善为人而后善为文，这应当是作家的重要格言。
登载于《写作》198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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