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正在远去 , 但它带给我们民族的灾难与悲剧及其巨大影响 , 却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当代作家而言 , 他们在创作“文革”题材的作品的时候 , 重点应当放在揭示“文革”时期广大人民的特殊精神状态得以形成的现实土壤上 , 应当放在挖掘、反思“文革”的悲剧根源上。而不必以现在的种种眼光、标准为前提 , 去评价、衡量“文革”时期广大人民的特殊精神状态。《桃源梦》的作者借助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桃源梦”意象 , 通过合情合理的演绎 , 展现了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梦成梦灭的历史 ;使人从中看出“文革”悲剧根源的所在 :无论多么理想的意识形态 , 如果长期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的支撑 , 定会遭到现实的拒斥。在迄今为止的众多同类题材的作品中 , 《桃源梦》当属反思“文革”悲剧根源的力作 , 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高度评价
关键词：“文革”; 悲剧; 意识与存在; 《桃源梦》;
一
“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当代历史， 正在远去；但它带给我们民族的灾难与悲剧及其巨大影响， 却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新时期文学中， 有许多以揭露、反思“文革”悲剧而闻名的作品， 以至形成了颇为可观的“伤痕文学”、“大墙文学”、“反思文学”等等；现在则出现了“文革小说”的提法[1]， 用以称呼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新时期文学之初， 有关“文革”题材作品的创作， 以控诉、声讨、批判为主基调；随着情感宣泄力度的减弱， 人们便开始从理性角度来反思“文革”。
“文革”是以“触及灵魂”著称的， 作家们因此也多从人格层面、观念层面乃至文化层面来反思“文革”。总的来说， 新时期文学中有关“文革”题材作品的创作， 无论是偏重情感宣泄的控诉与批判， 还是着眼理性思考的反思与自省， 作家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在用现在的种种标准， 去衡量、评价“文革”， 以及当时的人们所表现出的特殊精神状态。这样的作品， 尽管一度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 也会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一个永不褪色的位置， 但它们的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以其对“文革”的荒谬性、不可思议性的揭露、凸显， 掩盖了对“文革”悲剧根源的忽略或对“文革”悲剧根源揭示的无力。
莫应丰的出众之处在于， 他把创作的重点放在揭示“文革”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殊精神状态得以形成的现实壤上；并以此为基点来反思“文革”悲剧的根源。从而， 他对“文革”悲剧根源的揭示， 比其他人更为深刻、更有现实意义。
《桃源梦》是一篇寓言小说。它给人的第一感受就是:任何拒斥先进现代文明的社会组织， 都注定要解体；而且， 在前者的冲击之下， 后者的溃散是十分迅速而又狼狈不堪的。如仔细咀嚼， 还会觉出它是一个正在并将继续应验、具有警戒意义的预言。
文学作品的主题是由整个艺术结构表达出来的。《桃源梦》对“善道”文明虚伪本质的揭露和批判， 以及寓于其中的主旨——反思”文革”悲剧的根源——正是通过独特、宏伟的“倒转历史、重建历史”的整体结构来实现的。小说描写一群贫穷而善良的人们， 在饱受现代社会中黑暗势力的欺压之后， 逃到一个名叫“天外天”的高山绝地重组部落， 他们从此将全部精力都用来推行在山下的社会里绝对不能实行的一种“善道”:
善眼看人， 人变善；善眼看土， 土成金。……善眼看恶人， 恶人心有愧；善眼看自己， 自己总心虑；善眼看牲畜， 牲畜成儿女；善眼看私物。私物愿归公。……
可惜的是， 天外天的人们当作儿女看待的唯一的一头母牛， 在作了名叫麻杆的小伙子的妻子之后， 很快就疯了， 并残杀了近半数的天外天居民。在突发事变面前， 一些人坚守善道， 决意反对杀牛， 以免违背“善道”；另一些人为了生存， 在山下来的珍珠姑娘的指点下， 奋力杀死疯牛并煮食了牛肉。天外天从此分裂成素食者和荤食者两大派， 双方誓不两立， 终致互相厮杀， 同归于尽。难道说天外天是毁于“善道”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善道本身绝对无可厚非， 关键在于天外天全力推行“善道”的初衷， 与后来竭力维持“善道”的动机大相径庭。前者是为了实现针对黑暗现实而设计出的美好理想；后者则是为了应付现实——让全社会成员都安于极端贫困的现状:没有饭吃、没有盐吃、连茹毛饮血都不允许的物质生活。
正因为如此， 作者才大量采用颇具喜剧、荒诞剧色彩的关目， 来逐渐引出天外天的大悲剧结局， 因为它们所要揭露、嘲笑的对象， 总是“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 并求助于伪善的诡辩。”[2][5]天外天之所以拼命维持“善道”， 正在于要以“善道”本质的假象来把它自己贫困至极的本质掩盖起来， 并借助于伪善和诡辩， 令全社会成员都适应、安于这种极为恶劣的物质生活。
显然， 天外天如果不维护“善道”这面旗帜， 就无法继续收聚人心；同样， 它要是不借助于伪善与诡辩， 也难以长治久安。因为， 天外天的居民中， 照样会有人产生象珍珠姑娘那样的想法: 是人好重要还是生活好重要？生活好时， 以人好重要；生活太苦， 时间一长， 便不知会怎样想了。
因此， 只有竭力强调并夸大人好的重要性， 才能消弥大家心中要过好日子的念头。也就是说， 天外天的生活虽然不好， 但这里的人好；山下只是生活好一点， 但人不好。两弊相权取其轻， 我们宁愿要天外天的人好， 而不愿要山下的生活好。大家上山来的目的， 不就是要躲避山下的坏人吗？由于辨别不清推行“善道”的初衷与维护“善道”的动机之间的本质区别， 加上往昔山下生活的痛苦历史， 天外天的后代极易受惑于这种诡辩， 很安于这种精神上富有， 物质上贫困的畸形生活。就连珍珠姑娘后来也一度“苦涩地爱上了天外天”。由此滋生出来的那种容易受骗并真诚地骗人的部落特征， 很快就得到极度的发展， 形成一种恶劣的集体品格:用虚伪以至残忍、诡辨乃至荒谬的方式来推行、维护对大家都无好处的“善道”。比如， 把名叫狗贱的侏儒、生来性功能失常的小伙子立为全部落的公子， 并让他娶发育正常、健壮漂亮的早啼姑娘为妻；还以“人最重要的是为别人着想”为由， 驳回早啼姑娘的上诉。栀妹做了给饿牛喂奶的“善事”， 从而当上了“善人”——即天外天的宰相；麻秆这个小伙子因此羡慕不已， 又苦于善事已被别人做完， 只好独出心裁， 选择了做母牛的丈夫这件善事:“给饿牛喂奶是善事， 给发情的母牛解除无配偶之苦， 为什么不是善行呢？”为此， 他当上了“牛人”:既不让他当“善人”， 又不说他错了；但承认他和母牛的夫妻关系， 把他当牛看待；在理论上肯定他对天外天优良传统的继承， 在实践上又阴狠地惩罚他， 并让他有苦说不出；从而既维护了“善道”这面旗帜， 又打击了别有用心者。对待叛逆者浪子瓜青的处理， 则更是令人拍案叫绝、悲愤欲绝:用行“劝善礼”的办法——让一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日夜轮班围着他， 每天二十四小时在他耳边聒噪， 劝他改过自新， 从而令他既不能逃走， 又无法入睡——文雅而残忍地逼他自杀！……天外天的人们， 都知道早啼姑娘后来偷了汉子， 却没想到那头母牛因无公牛可偷竟会发疯， 进而敲响了天外天的丧钟。深究起来， 天外天的悲剧结局， 其实正是它的全体成员的合力所造成的。
二
天外天以“善道”本质的假象来把极端贫困的本质掩盖起来的做法， 颇能引导我们去发现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贫穷者常常以自己的精神富有来指责、鄙视富有者的心灵空虚， 由此获得极大的安慰与满足。贫穷的人们， 其幻想最为美丽；贫穷的组织， 其宣传最为动人。贫穷者比富有者更会应付穷， 富有者比贫穷者更能追求富。物质富有与精神充实不能并存的思维定势， 也许就是仁慈的上帝酷爱每一位子民的精心预设:让人人都安于、乐于各自的生活。但谁穷谁富可又是抓阄的结果？
天外天这样一个极贫极弱的礼仪之邦， 以与世隔绝为其立足的基本条件， 与外沟通便意味着它的解体之日的到来——在珍珠姑娘带上山来的现代文明气息的吹拂之下， 它终于土崩瓦解。天外天毁就毁在不努力去改变贫穷、而尽量去适应贫穷的决策思想， 以及深藏于其后的、认为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只能逆向而行的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人欲”与“天理”如冰炭不共器、寒暑不同时的本体意识；以精神上的富有、完美来抵消、掩饰物质上的贫穷落后的精神品格。
《桃源梦》的寓意是十分深刻的:通过“倒转历史、重建历史”的整体结构， 展现一个经过提纯、过滤、浓缩的社会部落的历史， 让人们认清其悲剧结局的真正根源所在:以精神富有掩盖物质贫困， 虽有一时之效， 但绝无持久之功；如不及时调整， 改弦易辙， 必定会事与愿违。由此， 《桃源梦》为我们反思”文革”悲剧的根源， 提供了一个最基本却又为许多人所忽略的理论依据和绝佳视角:意识与存在的关系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无论多么理想的意识形态， 如果长期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的支撑， 都是会遭到现实的拒斥的。
将眼光放开一点的话， 我们还会看到， 其实， 将精神富有与物质富有分离开来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早就沉淀在我们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在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历史里， 不说别的， 单是依据“富人心坏、穷人心好”这一逻辑敷衍出来的各种民间故事、神话、童话、歌谣等， 就数不胜数， 绵延不绝。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无论哪一种学说， 其重点都不在强调物质财富的创造， 而在培养对待物质财富的谦谦之德、君子之风， 强调物质财富的分配理论:不患寡而患不均。直到建国以后， 我们仍然过分看重精神的支撑力， 过分轻视发展生产力， 并使之绝对对立起来。“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种对立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精神原子弹”爆响在神州大地；十亿中国人民， 不是处于极度亢奋的精神追求之中， 就是处于极为残忍的精神重压之下， 物质生活反倒成为身外之事了。这种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消除， 仍在制约着人们物质生产能力的发挥。
三
“桃源”是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核中关于社会理想的“原型”形象。所谓原型， 即艺术中那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3][151]桃源形象是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处就绽开的鲜艳花朵之一， 它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 相因相传地沉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 它还在任何高度、任何层次上， 与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心灵活动相遇， 衍化出令人神往的社会美景。具体说来， 桃源形象始于《诗经·魏风·硕鼠》中的“乐土”形象， 以及屈原《离骚》中的“求索”形象；定型于陶渊明的一系列作品。桃源形象的本体，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桃花源诗并记》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一是《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饮酒》等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理想人生境界。从桃源形象的源头看， “乐土”形象的物质色彩更浓厚些， “求索”形象则更重视精神层面些。从桃源形象的本体及其流传过程看， 更为世人看中的， 是精神桃源而不是物质桃源， 后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将精神桃源置于更高的位置上， 以致出现这种状况:经常被提及的， 不是《桃花源诗》本身， 而是陶渊明回归桃源之时的欣喜之情和回归桃源之后的悠然自得。前者如“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 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4]“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5]后者如“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6]等。
追求如“桃花源”那样的理想社会，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而在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 对无止境的精神层面的重视要远远超过对应有的物质层面的重视， 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特色中的特色。而后一特色， 正是传统文化复杂性的典型体现:它的优点， 非常明显而突出；它的负面影响却相当隐蔽， 因此， 有关的深刻反思， 至今仍不多见。
莫应丰看到了这一点。他不是情绪化地反思”文革”及其悲剧根源， 而是从揭示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隐蔽性入手， 以求既能更高更深地反思”文革”的悲剧根源， 又能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一个决不可再被忽视的坐标。
对于当年的亿万人民群众来说， 他们是怀着崇高的理想投入”文革”的；或者说， 他们的根本动力， 还是源于传统文化中对精神桃源的追求。对于抽取了物质内涵的社会理想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人们都还缺乏警惕能力和反思能力；更何况， 在”文革”中人们所得到的有关物质条件的参数并不真实， 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之类。在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的双重包裹之下， “文革”期间的广大人民群众， 一方面觉得自己目前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错， 甚至投身运动的最直接动机就是为保卫目前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会倒退至解放前而奋斗:一旦出现修正主义， 我们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另一方面又把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高置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之上。因为有了这种基础，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东西在当时才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由此， 整个”文革”时期， 只能“是‘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发展， 人民困难生活的年月”[7][386]其实， 任何理想、任何理想的社会， 都包含着相应的物质基础:“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8][136]这句话太“朴素”了， 朴素到了很少有理论家去重视的地步。正因为如此， 也就很少有人指出:贫穷的讴歌者不是贫穷的承担者；赞美贫穷者的物质需 (奢) 求的满足， 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 这些， 才是普遍意义上”文革”中最丑恶的事情。
《桃源梦》问世之后， 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英年早逝的作家，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 那应是“桃源梦碎， 谁解其中味？”
也许， 一旦分清了文化行为与政治行为的联系与区别， 就会消除妨碍人们重视《桃源梦》的顾虑。文化行为与政治行为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文化行为都会对政治行为产生巨大影响， 或者引发出政治行为， 或者衍化为政治行为:任何政治行为中， 都包含着文化行为的内核。而两者的区别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文化行为的主体是肩负文化承传使命的知识分子， 以及承受文化影响的广大人民群众， 它的本体就是精神层面的追求——少涉及或不涉及物质层面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政治行为的主体是国家、政府， 它的本体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政府力量追求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裕——致力于物质财富的创造， 应该是政治行为的第一要义， 轻视或忽视物质层面是不正常的、是绝对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么一种违背了第一要义的政治行为。弄清了这种区别， 以下的顾虑就可消除了:重视象《桃源梦》这样的作品、重视反思”文革”悲剧的根源， 可能又会走向另一极端、出现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产生这种顾虑的原因之一， 就在于过分看重文化行为与政治行为的联系， 以致将两者混为一谈， 而没有注意到两者虽有密切联系， 又有实质性的不同。
好在， 我们现已行进在通向现代化的大道上， 并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就。在扑面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 我们切勿因惯常的生活轨道受到震荡而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 而应当满怀信心地去迎接那“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未来。要知道， 只有在驻足不前的时候， 历史才会显得温情脉脉；而在一路前行之时， 它就要暴露出冷峻无情的特征。西方后工业社会国家， 已经用巨大的代价， 攀上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座高峰， 我们决不能因为看到它们留下的斑斑血痕就止步不前。它们可以回首频频， 大发思古之幽情， 就像贾母称赞刘佬佬带进大观园的鲜活小菜那样；而我们则切不能充当刘佬佬的角色。
参考文献：
① 莫应丰的长篇小说。首次刊登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建社 35周年纪念专刊《当代长篇小说》上 ；1987年该社又出版了单行本。；
[1] 许子东 体现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文革小说”的叙事研究 [J] 文学评论 ， 2 0 0 0 ， (3) ；
[2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2 ；
[3] N·弗莱 作为原型的象征 [A] 叶舒宪译 神话———原型批评 [C]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87 ；
[4 ] 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一 ；
[5 ] 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 ；
[6 ] 陶渊明 :饮酒之五 ；
[7] 梁晓声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M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 1988 ；
[8]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83；
登载于《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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