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一个作家——作田家，黑脚杆，佃农。我的家乡桃花江一带把佃户成为作家。
我的生更年月在父母的衣柜里可以找到，距门背面贴有一张纸片，上写：丁丑年十二月十一日丑时，（寅时？）当时家里没有钟表，时辰不确，只知道“子丑寅卯不天光”。
我小时候跟随父母迁居两次，由安田坪到大华冲，再到石高桥，寻找生计。父亲的“作家”饭碗被打破了。
我十一岁曾经上山找过老虎。那是因为，我交不起学费失学了，又赶上父亲重病，长时间卧床不起，一家四口，由我养活。我一天挑两担柴跑二十华里去卖，来回日行八十里，顶多换回两斤米或半斤盐。累和苦都超出了能够承受的限度，前途茫茫，生的欲望淡然。听老人说，山上有虎，专吃“命贱”的人；若非“贱命”，不但不吃你，还会救你于危难之中。我信以为真，想去一试。试什么？试我是“贱命”还是“贵命”。是“贱命”，活着也苦，不如送给它吃掉算了；是“贵命”，老虎当不会吃，我可以获得信心，强忍眼前苦难，等待好运到来。老虎昼伏夜出，黄昏时开始觅食，所以这时虎患最多。我每天上山打柴，故意挨到天黑，以便能碰见老虎。有一天，天将黑，但尚能辨认景物的颜色，我拖着一个干枯的竹尾，从山脊小路上下来，忽见面前两丈远处，有一物纵身横过路面，是黄色，且有一条长尾巴。虎！只能是虎，不会是别的动物。我吓坏了，但还清醒，想起了虎不吃“贵命”的传闻。于是，麻起胆子，硬着头皮，拖着竹尾，继续往前走。不过，我发现自己毕竟还是怕死的，走了几步，便撒开腿往山下狂奔。到家后，母亲问我为什么脸色惨白，我只会用手势比划，说不出话来。与虎遭遇，虽然吓得半死，却得了个大好处，从此不再轻生，苦虽苦，乐呵呵，满怀希望。
解放了，冲里来了工作队，建农会，搞减租减息，发救济娘。我家是困难户，父亲脸皮薄，不敢想工作队诉苦，便由我去。我年纪小，脸皮是不重要的，找到工作队长，把我家的可怜境遇说给他听。说到伤心处，还动感情，哭了。队长被我打动，摸着我骨瘦如柴的手臂、肩头和脸，安慰说：“你应该去读书，会让你读书的。”随即，在本子上写了个救济粮条子，撕下来给我。
俗话说，“男子十五，当家作主。”我才十一、二岁就被当作大人用了。我常常参加大人的回忆，而且喜欢发言。渐渐地，大家都承认了我的发言资格，甚至少不了我这个角色。我会写字，会算账，办事认真，可靠，从不出差错。我是一个土改积极分子，又算知识分子。十年十三岁。
分田后，获第一次丰收，我继续读书。那个学校叫“谢林港完全小学”，离家九华里，途中要翻一道山岭。
我读书是不算用功的，除在课堂上听课，从来不翻书。听课也开小差，画漫画，用指头在课桌上写字。但成绩还好，数学比赛打过一百二十分。我当过少先队的大队长，喜欢跳集体舞；学过打地花鼓，扮丑角，但不敢登台，嫌丑角太丑。叫我演歌剧《小二黑结婚》，这我乐意，小二黑是正面人物。秦化民演小芹，同学笑我和她是一对子，害得我和她不讲话了。不演戏时我便画画，照着彩色印刷品画过一副《荷花舞》，贴在自家的柜门上，窃听大人的赞美声。我的公务和业余爱好虽然很多，但精力仍然过剩，于是便向音乐领域探奇。我家柜子里有一只笛子和一只唢呐。笛子我试过，吹不响；唢呐一吹就叫，很吓人。我吹的第一首曲子是父亲教我的，曲牌《大开门》，“五六工六工上五六工尺六……”父亲虽会吹唢呐，却不会换气，我只好另访高师。但人家都嫌麻烦，不愿意教我，我便趁他们唱花鼓戏时躲到戏台边上剽学，边观看边琢磨，回家一试，会了。只有一样，我永远学不会，土改时，我家分了一张鱼网，我如获至宝，经常到小河里去打鱼，一直到网破，从来没有打到过一条可以喂猫的鱼。
在益阳市一中初中部，我得了个美号：莫饭桶。我发现，学生食堂的饭菜比家里的饭菜好吃多了，我吃得又快又多，令人瞠目，故而得名。不过，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我又因交不起每月七元钱的伙食费而再一次面临辍学的危险。但这一次我不再屈从于厄运，奋起抗争，自强自立。我和另外两个穷学生，在附近一户农民家借了半间柴草屋，每人以三块砖头搁一个瓦钵子为锅灶，自己煮饭吃。我每逢周末不行四十里回家，次日一早，扛一根楠竹到谢林港卖掉，换回一周的米钱，再准备一担干柴和些许辣椒、咸菜之类，挑着返回学校。由于每日烧柴弄火，又总是不记得洗手洗脸，常常是一副黑花脸走进课堂，引起哄堂大笑。
虽然狼狈如此，教音乐的崔老师经把我当成宝贝看待，给以特别培养。有段时间，为了准备一个二胡独奏节目，我每天晚餐只吃一点冷饭便往学校跑，抢在晚自习之前，练琴一小时。前后不到八十天，居然从练音阶始至学会拉《良宵》，参加了全市的学生汇演，大出了一回风头。
我的亡命精神深深感动了崔老师，他决意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他把自己的小提琴送给我；为我找来了基本乐理的教科书，让我自学；他把重要的音乐活动交给我组织，甚至让我给他代课。学校放暑假，我不回家，住在同学家里，睡竹床，喂蚊子，跟崔老师学小提琴，不幸的是，小提琴这个洋玩意儿我适应不了，学了一个暑假，进步甚微。尽管也用它参加过伴奏，但我知道，我的提琴演奏，基本上还是二胡风味。
初中毕业，正是全国大办中专的那一年，招生数量很大，升学的机会几乎是百分之百。同学们都欢腾雀跃，忙于填写志愿表。只有我，突然成了愁眉苦脸的小老头，在校门外的公路上孤独地踱步。同学问我：“你考什么学校？”我说：“考泥巴大学。”意思是，回家种田。大家都觉得我是个怪人，只有崔老师理解我的心事。有一天，崔老师举着一张《湖南日报》远远地招呼我，我跑去一看，报上有一则广告：武汉艺术师范学校在长沙设点招收初中毕业生。我这才恢复了往日的笑容。
为了投考音乐学校，我早就在积攒路费了。钱是卖竹子得来的，农忙时给郊区农民插秧赚来的。为了不遭到父母的反对，我不向家里伸手要一分钱路费，甚至连告诉一声也不，自行其是，偷跑到长沙去了。别的同学参加完统考回家，我父母向他们打听我的下落，谁也不知道。
初到长沙，我出尽了洋相。问路，先行了一个鞠躬礼；坐公共汽车，不知要买车票；狠心拿出五分钱来买水果吃，买的却是番茄，咬一口，不对味，连忙吐掉，全部扔进了下水沟；远远听见工人文化宫传来伴舞的管乐声，我撒腿就往那里跑，生怕去迟了听不到。可喜的是，我考上了，成绩是长沙考区第一名。
我说着一口别人听不懂的“普通话”来到武汉上学，把满心的高兴化为二百度的热情，一入校，马上当了义务接待员，整天忙于给新来的同学提箱子，抬桌子，打扫房子。我误把广东籍同学当成外国留学生。对于系主任陆华柏系领带、穿背带裤百思不解。在我们乡下，只有五岁以下的小孩子才穿他这种裤子。
我拿满身土气跟这个艺术学府极不协调，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逗笑我。不管我怎样笑容可掬、近乎讨好地往上凑，他们却仍旧把我当成异类或蛮夷。我的自尊心受了损伤，发誓要在学业上出人头地，以挽回面子。开课以后，我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人们不得不承认我这个乡下人的存在，并且选我当了班干部。
在难忘的一九五七年，我出足了风头。首先是写了一张轰动全校的大字报，主张取消数、理、化。我用挖苦的语言写道：”化学与音乐有什么关系？也许是拉琴要用松香。”在大字报上签字的有六十多人，可见影响之大。当右派，我还不够资格，只在团支部大会上受了一回“帮助”。更大的出风头是在反右以后的自我教育运动中，我给自己画了二十多幅漫画，竭尽丑化、夸张之能事，把自己画得可笑又可恶，悬挂在食堂门外展览。围观者人山人海。我站在一旁亲自讲解，貌似诚恳地做着自我批评。言辞中间，不时狡猾地夹进去一点自我炫耀的内容。我不但没有耻辱感，反而有点自鸣得意。在我看来，思想改造未必可怕，甚至是颇有趣味的事情。
我高兴得太早了。从此以后，我戴上了三个紧箍咒，一是个人主义，二是白专道路，三是骄傲自大。我以为通过自我丑化表示了改过的诚意，会得到谅解的，谁知一旦把那些帽子戴上，就永远甩不脱。那些年运动又多，每次运动都要找一、两个重点教育对象。我很幸运，回回是重点，但都侥幸地留在人民这一边，没有滑到敌人方面去。我曾经纳闷，我这个人为什么经得起摔打？大概是因为我父亲是贫农，我小时候受过苦。一旦明白了这个奥妙，我的胆子更大了，反正是摔不死的，用不着改变个性，用不着隐藏自己。于是，我还是我，很少瞻前顾后，从不谨小慎微，袒胸露怀，呵呵傻笑，闯荡在人生路上。
我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三年困难时期，我正在丹江水库工地上充当劳动主力，忽然又遭到批判；批判过程还没有完结，又检查出我害了甲级浮肿；经过一段调养，浮肿减轻，刚恢复听课，又接到父亲的告急信，家里要饿死人了。我是一个销子，（恕我自吹）从小就受着孝的教育。不孝和浪费粮食是要遭雷打的。父母在挨饿，儿子怎能安心读书！我在校五年只得到过父母的四元钱接济。我的学膳费来源，由国家给予的甲等助学金，还有我在校外兼课和拖板车赚来的一些钱作为补贴。本来，家庭困难与我能否继续读书是无关的，但我不能只顾自己。我决定退学去找工作，以解救一家五口于危急之中。所以，我学过作曲而却没有敢当作曲家；我的履历表上，在学历一栏里，本应有一个“毕”字而屈就了“肆”字。
当我离开学校回到长沙街上时，有一种终于获得解放的感觉。我以为，只有学校的日子难捱，社会是天高任鸟飞之地。殊不知社会上的事情比学校更加复杂。首先，我发现人在社会上居留需要有户口，我的户口还留在武汉呢！继而发现，需要用我一技之长的单位，因编制已满，只能望洋兴叹。“编制”是什么东西，我不懂，因而单杆藐视它。我跑到市文化局去质问：“你们到底是要那个莫名其妙的编制，还是要工作？”对方报之以哈哈大笑，把我惹怒了，发誓再不登门。
我住在同学家里，每当同学和朋友把饭碗端到我面前时，我总是想，现在，父母和妹妹们在吃什么？为了他们能够度过饥荒，我必须搬开“编制”这个拦路纸老虎。
一个月过去了，身上的粮票没有了，再吃同学和朋友的饭，已不好意思了。回学校，没有路费；回家去，只能添一张吃饭的嘴。我到哪里去？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无路可走的时候，我的四个同学碰上了我，他们问明情由，决定拔刀相助，每人翻遍自己的口袋，凑上一元四角钱给我。又带我去轮船码头，买了一张到湘潭去的船票。因为我身上还有一封私人介绍信，是省音协副主席杜光写的，他介绍我到湘潭歌舞团去试试，他的学生在那里任乐队指挥。
我到了湘潭，但没有留在湘潭工作。两个空军中尉找到我了。上午见面，下午就通知我已被批准参军。命运变化之突然，如在梦里。我找他们借了二十元钱和一些军用粮票，急忙赶回家去看看父母，告诉他们，有希望了。
中尉说，参军不要户口，也不用带粮票，甚至连换洗衣服都可以不带，只要一个徒手徒足的人。于是，把全部行李放在家里，自己动手打了一双草鞋穿上，一条短裤，一件衬衫，就以这身打扮，去到广州空军文工团报到。
广州城里来了一个穿草鞋的乡下人，算是一件稀罕事；何况这个乡下人还想当文工团员，更令人吃惊。文工团的姑娘们私下议论，说中尉发疯了。她们的议论正好被我听见，我佯装不知，暗自思谋报复她们的办法。
过了两天，团里开大会，副团长把我叫到队前，当众宣布，我是她们的教员。姑娘们有一次惊愕不已，有人还吐舌头，挤眼睛。
第一次上课，我来了一次听音考试，发现她们都是没有受过训练的。我板起面孔，训了一通话：“你们以为，当一个演员只要长一副瓜耔脸，穿一身新衣服，模仿收音机喊两句尖声嗲气的歌，再扭扭腰身，做个媚态，就行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演员，你们还要接受启蒙教育。演员需要具备哪些修养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我多少有些故弄玄虚，说了一大堆深奥的名词和概念。
这一次训话，虽然十分解气，但在同时，我也就给自己种下了新的祸根。首长和老同志在想：“这小子，真狂妄。”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团政委命令我写一部空军大合唱，我不假思索，满口应承，连词带曲一人包下。大合唱没有写完，新上任的团长就在大会上对我的创作思想展开了批判；然后又整我的骄傲自大，把我的教员资格也取消了。我的工作变成了放录音机，给话剧做效果。宣传部的余部长说：“你懂音乐，你搞录音机最合适。”
当我把学校挨批判的时候，我并不十分着急，因为学校毕竟不是久留之地，几年以后就各奔东西了。那时我总是想，等我参加工作后……不料现实竟是这般无情。我好像命中注定了要受一辈子批判。我自怨自艾，灰心丧气，消极地总结了经验：为什么总是挨整？第一，在人群中太易突出；第二，言语太直，无保留，无修饰。要想不挨整，必须甘居平庸，磨去锋芒；必须力克多言，保持沉默。我下了很大决心，实行新的处世哲学，叫我干啥就干啥，只干不说。我伴着录音机和倍大提琴度过了孤独、沉默、郁郁寡欢的两年。就是在这两年里，我把对事业的追求看淡了，做了多年的当作曲家的美梦也已烟消云散了。有时我感到可惜，想当年，为了学音乐经历过多少磨难呀！奋斗多年，终成泡影，无异于生命的毁灭。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九六三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派去写剧本，当年追求音乐的那种热情重新发作，我又准备大干一场了。其实，早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写过一回剧本。那是与人合作，写歌剧，从编剧、作曲到当演员，身兼多职。戏排好以后，在武昌剧院公演，登报卖票。我们把武汉文艺界的名流请来二十多位，准备大出一回风头。谁知戏还没有演完，观众已经走光了。结果是大献其丑，贻为笑话。我不接受教训，居然又干起这一行来。我生性冒失，不守规矩，一开始就搞出了一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当众把剧本一念，大家惊愕不已，哈哈大笑，都说“不是戏”，又都说很新鲜，承认我有创造精神。为此，我已感到满足。大概就是因为这点“创造精神”，使团里决定让我当了专业创作员。我的面前再一次出现曙光。
这一次该顺利了吧？不，新的苦恼又来了。那时写剧本都要经过集体讨论。讨论时，作者只能听着，点头，做笔记，不能争辩。一争辩就要被认为是藐视领导和群众。所提意见都要改，否则不予通过。一个剧本，磨來磨去，变成八面溜光，这算是好结果，多数的情况下是磨成粉末，报废了。我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自称是一个“犯人”，“写一个剧本犯一回罪，然后便接受一回公审。如此反复，何时得了！”写了两年剧本，只在刊物上发表过一一个独幕剧。
创作总是不成功， 光阴在白白地流逝。每当跟随演出队到高山、海岛演出时，我除了编几句顺口溜，别无事做了。闲着无聊，就帮演员化妆、理发；再不就聊天或躲进营房里睡觉。我浑身是劲，无处发挥。空虚、苦恼，无所适从。于是便只有发牢骚解闷。脾气变得很坏，经常恶语伤人。事事不称心，见人不顺眼。写诗作画，发泄郁闷，还公开挂在墙上。我预感到灾难要临头了，为此曾经急得哭，但我改变不了，好象有一个魔鬼在牵着我步步走向深渊。
果不出所料， 灾难随文化大革命而来。我为了求得解脱，诚心实意地交出自己的所有文字材料，请求工作组查查我的思想病，给我以教育。我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料人家求之不得，正好抓住了我的尾巴，把我当成“第一号重点”、“四类干部”、“反革命”……没过多久，时来运转，又卷进了造反的浪潮中，由反革一跃而成为造反头头之一，主管材料工作。在参加批斗一位曾经保护过我的政治部主任的过程中，在接触有关林彪集团许多整入内幕材料以后，我惊骇不已，愤愤不平，找了一一个由头，突然宣布退出“勤务组”，逍遥局外。有一段时间，我与文化部的美术创作员刘原同志，每夜在广州街头漫游，长谈达旦，剖析文化革命的方方面面，反复吟哦鲁迅的诗句:“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
我从此醒悟过来，从蒙味中、睡梦中醒悟过来。我要感谢那场大动乱，它使我越出了个人的圈子，步入了一个视野开阔的认识天地。一个复杂的世界在我面前开始显现清晰的轮廓。我开始意识到，孤立的个人奋斗是意义不大的，屡遭失败是可以理解的。真正值得优虑的不是个人前途，而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我发现，过去的自信、奋斗、骄傲、苦恼和所有顽强表现个性的行为,都是幼稚可笑的。
我从此别了 荒唐的童年，开始了真正的人的生活。从此有了责任心和严肃的思考，自问：你准备为国家、民族做点什么?
于是，我走上了写小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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